李浩教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唐诗?”课中提出,应将唐诗作为史料用于诗史互证与跨学科研究。储光羲《述韦昭应画犀牛》开篇曰:“遐方献文犀,万里随南金。”提及贞观十四年(640)林邑国(今属越南)贡“文犀”一事,与《旧唐书》《大越史记全书》相印证,证实当地曾有“文犀”分布。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通过该犀牛石像的无角头部,可辨识“文犀”实为现野生种群仅存于印尼爪哇岛的圆帽犀。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嘉祐三年(1058)交趾所献“麒麟”,“状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已属典型山犀。这些史料,为该物种族群收缩研究提供了旁证。当唐诗打破学科壁垒,与传世文献、实物遗存相互印证时,便能为我们打开一扇崭新视窗,这正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