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村小学里找不出一个能说普通话的老师。语文课上，老师用土话念课文，学生也用土话跟着读。那时候，谁说话最接近普通话，谁就是“先生”里的先生。
　　大李就是那样的“先生”。他中师毕业，原本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可惜刚毕业就被打成了右派，回家种了十几年地。平反后被分到村小学教书，教书的本领丢得差不多了，但那一口“普通话” —— 在他自己听来是标准的，在村里人听来是洋气的。直到村里有了电影，我们才渐渐听出不对——电影里那些人说话，跟他说的不一样。调皮的同学在背后编段子，学他念课文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大荣来了，村小才算有了一个教课时说话能接近“县普”的人。他读过民师，原来就有工龄，来了就当校长。
　　大荣没有直接教过我的主课，但他辅导过我朗诵——放学后，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句一句地教我念。那间办公室不大，一张旧桌子、一把藤椅，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国旗。他念一句，我跟一句。他念得慢，咬字很准。他说：“朗诵不是念字，是把心里的意思念出来。”那时候，我不太懂，但觉得他说得有理。后来我能在晚会上主持节目，能在演讲比赛上拿奖，能在全地区抽检时被组长夸“有演讲家的范儿”，根子都在他那里。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说话也有力量”的人。
　　大荣喜欢穿白衬衫。洗得雪白的白衬衫，领口袖口磨出了毛边，但穿在他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从村里到学校，十几里路，他都是靠“11号”汽车——乡下对走路的一种幽默叫法。那件白衬衫走在乡间土路上，远远就能看见，像一面移动的旗。
　　我到乡初中教书时，大荣已经当了乡中心小学校长，算是一方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了。我这才知道，他的妻子在农村种地，身体不好，时常有忧郁症的迹象。他一个人撑着家，靠着省吃俭用和业余辅导孩子，把四个孩子全部送进了中专以上的学校。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在当时的乡下，能供一个孩子读中专已是不易，四个都送出去，他不知吃了多少苦。但他从来不提，别人问起，只是淡淡一笑，说：“他们自己肯读。”
　　有一回，我去中心小学找他。他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看见我来了，放下笔，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是粗茶，搪瓷缸子。他端给我的时候说：“你坐。”他自己也坐下，隔着那张旧办公桌，像当年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教我朗诵一样，面对面地说话。那一次我们聊了很久。他跟别的校长不一样——他不摆出“我是过来人”的架子，也不给出“你该怎么做”的结论。他说：“你觉得呢？”问完之后就等着，等我慢慢把话说完。
　　那次聊天，我无意间瞥见他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一排杂志码得整整齐齐，全是《演讲与口才》。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本杂志我上中师时偶尔买过，买了躲在宿舍里翻，觉得自己比别的同学多了点什么。但那是青春期的一阵风，翻几本就放下了。没想到大荣订了这么多年。我问他怎么订这个，他笑了一下说：“当年教你朗诵的时候，觉得自己懂。后来教的学生多了，才觉得不够，就订了。”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前些天，跟中师老同学阿民通电话。阿民当年分到我们乡的中心小学教书，和大荣共事过。我们在电话里说起大荣，阿民忽然笑起来，说想起一件事。有一回大荣去县城步行街买东西，路过一个眼镜摊，看见架子上每一副镜片上都映着同一个人的身影。大荣觉得新奇，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回来当个新闻讲给同事们听。阿民说，大荣讲的时候脸上是那种很“石”的笑，一边讲一边比画，说那镜片里全是自己。我问阿民什么叫“石”，阿民想了想，说：“就是很朴实、很憨厚。像石头一样，实在，不装。”
　　大荣校长这份朴素通透，从村小到乡中心小学，从青年到资深，从来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