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正月回老村，我总要去看看那棵立在老窑洞院畔的皂角树。
　　老村在十几年前的旧宅基地复垦中，已被装载机的巨齿夷平，只剩几孔被岁月熏黑的窑洞和这棵皂角树。走了几十年的路被埋了，一切都变了样，想靠近树去倚一倚，实在有些难，只能站在远处望着。
　　准确地说，这树该是“树二代”。它的父辈——我更愿称其为“父亲” —— 原也是棵皂角树。那棵老树从不结皂角，刺也不多，当年称得上是古树，树干要四个人手拉手才围得过来。伐倒它的是队长，他让人把几片大锯条焊在一起，指挥几个壮实的木匠锯了三天，才将这棵饱经沧桑的树放倒。树倒下时，小村扬起漫天尘烟，几十个鸟巢跟着坠下，围着大树的窑洞一下子亮堂了许多。我眼前这棵树，正是从老树巨大的伤疤里冒出来的。
　　我们家搬到这孔曾做过羊圈的窑洞时，老树的伤疤已经发黑，伤口愈合了，还冒出几株小苗。每天清晨或午饭后，一群羊卷着黄尘，奔到门前深沟去吃草。总有几头贪吃的羊，跑到这些伤疤里的小苗跟前就停下啃咬，哪怕身后鞭子甩得再响，还是要啃上几口。这么一来，小苗怎么也长不起来。
　　搬来后，见它们被羊啃得可怜，母亲从沟里背回一捆枣刺，选了棵最茁壮的小苗围起来，剩下的全从根上拔掉。羊肯定恨过母亲，嫌她多管闲事，可母亲哪有工夫理会一群羊的心思呢。
　　“树二代”在枣刺的守护下，在时光里慢慢挺拔起来。
　　许多时光落在树上，也有月光洒在树上，实在没什么可落时，树就把自己落在黑夜里，落在村庄里，落在我们早已遗忘的梦里。它成了我们那个时代唯一的风景。
　　那树下曾坐着个迷茫又踌躇满志的少年。满月的夜里，他坐在树荫下，像个乡村的窥探者，把自己嵌进月影里，和失眠的虫子一起听着村庄的声音，看着村庄熟睡的模样。他还在树荫下横吹短笛，调子散乱无韵。如今，村庄已不叫村庄了，树却还在时光里站着。
　　有阵子兴“大树进城”。一夜或一年间，大地上崛起无数城市，土地裹上钢筋水泥的铠甲，冒出数不清的楼群。贩卖乡愁的人从各村搜罗大树，连根拔起运往城市。有人找我谈这棵树的价钱，我说树不是我的。他说很多人想卖又不敢卖，知道这树是我母亲用一捆枣刺护起来的。可这树的根在这儿扎了几百年，那么大的根，谁能拔得动啊！那人叹着气摇头，说这树值不少钱呢。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小道消息说有人觊觎这棵树，想运到陌生地方去，我担心了一阵子。终究因为树太大，几百年延绵的根挖不走，才没出事。
　　我几十厘米高时，这树只有指头粗；我长到一米七五就不再长了，它却长到三十多米高，树干要两个人牵手才围得拢，树冠少说也有半亩地大。我见过很多皂角树，仿佛每个村都有一两棵，浑身是刺。没人注意它们开花的样子，只在意满树摇晃的皂角。我家窑洞院畔这棵，还是不结皂角，这份倔强真让人无奈。
　　觊觎树的人已经不在了。老村被夷平的时候，有人给树挂了红，放了一挂鞭炮。铲车司机也怕惊扰这棵有灵性的树，对着树拜了三下，才让巨大的铲斗轰鸣着开始作业。以树为界，西边成了田地，东边因为地形陡，没什么用，留着几孔窑洞在寂静里沉睡着。
　　我每次回到老村，都会去看望这棵树，默默回味与它共度的那些时光。曾经在树下乘凉的人早已散落各处，有的搬去了别的村庄，有的则永远留在了那片黑不见底的隧道里，再也无法走出来。曾经热闹喧嚣的村庄，如今只剩下这棵孤独的树，独自伫立在寂静的春夏秋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