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写结尾一句话，人生不易，无非总在别离中。2026年2月4日这天下午，我睡过午觉，打开电脑，就觉得非要写关于李叔同的第三篇文章。自从去年以来，我一直看有关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的书籍、资料。2025年12月12日，在天津参加完《文学自由谈》创刊40周年座谈会，我便决定次日一早就去李叔同故居。这天的傍晚，天空下起了小雪，我心里琢磨明天会不会雪下得很大。我并不担心雪大，相反，我倒希望雪下得更大些，那样，会让很多想到李叔同故居的人改变计划，这样我就可以独自和李叔同默默地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
　　但第二天一早阳光灿烂，几丝薄雪挂在李家的屋檐与树梢上。这里不用预约，也无需买票，你只要心里说一声“先生我来了”似乎就可以。这当然是我的想象，以我对先生的理解，我的这个想象先生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大家注意，在这里我对李叔同先生的称呼是先生，而没用法师或大师。道理很简单，李叔同在1918年出家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天津，更没有回到他曾经的李家。从那时起，他的法名是演音，号则为弘一。其实，李叔同不仅对他的一生悲欣交集，即便是对自家这个大宅门也是如此。一方面，他庆幸生长在这个衣食无忧的旧式大家庭里，得以饱读诗书、习染艺术；另一方面，父亲早逝、母亲卑微的身份，又让这“无忧”始终蒙着一层薄薄的凉意，恰如那日檐角将化未化的雪，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却迟迟不肯坠落。
　　我不想对李家进行详细的描述，我只是对李叔同的几次别离有着强烈的共情。
　　1898年，因康梁变法，李叔同差点被卷入其中，他不得已只好偕妻奉母南下上海。辞别津门故宅，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从此再未为他开启。当时的李叔同只有18岁，虽然已经是成人了，可他毕竟没有独立管理过家中生活大事。好在他家的生活还算殷实，经济上并不发愁。平常日子，看戏读书，跟戏园子的女角爱得如痴如醉也就算了，可现在毕竟是去上海，谁知道前途会遇到什么风险，又哪里知晓何时是归程。可以想象，那天的李叔同内心绝对不是快乐的，他默念的一定是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只不过这首歌还在胚胎中酝酿，为他日后生活的底色做了基本的调性。那调性，是清越里裹着苍凉，是未启程已知不可返的宿命感，就像他临行前摸了摸门环上冰凉的铜绿，指尖一颤，却终究没回头。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病逝于上海，他一路携灵柩北上回天津老家安葬。这场葬礼的冲突是激烈的，是传统封建礼教的，也是新文化的，最终以李叔同自创弹奏并演唱的歌曲《梦》画上一个句号。这首歌的钢琴曲调源自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的民谣《故乡的亲人》。李叔同悲伤地唱道：“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累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毫无疑问，这是一首痛彻肝肠的骊歌。事后，李叔同竟未在故宅多留一日，便决然登船东渡日本。这一次与母亲的永诀，比18岁那年更彻底——他带走的不是行囊，而是整个旧我；留下的不是门环余温，而是宅院里骤然空旷的回声。此去经年，津门再无李叔同。而今，站在李叔同的塑像前，很是让我戚戚然。想想我自己，在18岁那一年，高中毕业分配到农场畜牧场，每天和猪鸡打交道，心里却揣着文学梦想——那梦想轻得像一片未落的雪，又重得压弯了少年单薄的脊梁。25岁那年，我从农场调入北京工人报社，这似乎是在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跟那段泥泞的青春说再见。办完手续，走出农场机关的大门，我不禁驻足回望，所有的困惑、困难、不甘、委屈，也包括快乐，都凝在喉头，化作一抹未擦的泪痕。
　　如果说离家是生命第一次自觉的断裂，那么，失去亲人、恋人、朋友则是一次次被命运强行撕开的创口——血未凝，风已至，你根本无法选择。李叔同一生创作了很多歌曲，有一部分是根据外国音乐填词的，其很多音乐风格都具有骊歌风韵，譬如老幼皆可唱的《送别》，其曲调取自约翰·庞德·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从文字记载看，这首歌的成因与其朋友许幻园有关。李叔同初到上海，南城书社许幻园雪夜叩门，未入而返，只隔一道薄薄的门板，李叔同听见踏雪声渐杳，像一滴墨坠入砚池，无声却洇开整页寒凉。他提笔写下“长亭外，古道边……”，字字如檐角悬垂的冰凌，清洌、锐利、将坠未坠。那曲调里没有哭声，只有风过空枝的余响；没有挽留，唯见云移月影的淡痕。骊歌从来不是唱给离人听的，而是唱给时间听的——它在喉间凝成霜，在纸上化为墨，在百年后某个雪落未化的清晨，我伸手摸了摸津门故居那扇褪色的朱门，门环上铜绿沁凉，仿佛还存着1898年那个少年指尖的微温。
　　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陈独秀、林徽因、萧红……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思想者、革命者、文化先驱者，注定他们的人生始终过着飘忽不定的日子。李叔同也概莫能外，他离家、出国、回国，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泉州，音乐、戏剧、文学、书法、篆刻、绘画、宗教，中国媳妇、日本夫人，几乎他要把人世间的一切都要吃遍尝遍，不畏其苦，苦中享乐。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人物越来越关注，李叔同、林徽因的历史地位如日中天，本来读书不多的我，也不知不觉加入其中。我相信，每个人面对历史，都有自己的解读，更何况是复杂的人物。我看李叔同（弘一法师）、林徽因，包括史铁生，不同于一般读者，除了在文学艺术上的欣赏与共鸣，更愿意从一位同样饱受疾病折磨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他们的精神抉择。人生病是常有的事，但得看什么病。北京人说人死了，不爱说死这个字，而喜欢说“嘎奔儿”了。这当然有咒骂人的味道，不过，也有痛快干净利索的意思。李叔同、林徽因、史铁生他们死的不是马上“嘎奔儿”那种，而是被疾病慢慢地熬，熬成一盏孤零零的灯，化作灰烬，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所以，他们的死是一种生，是一种生的永恒。我此刻想到一句话：一灯燃百千灯。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高度、果位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人。古代历史中的人物，当推诸葛亮；近现代，非周恩来莫属。
　　李叔同填词《送别》，当然是骊歌中的经典。纵观他的一生，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的那一天，即李叔同转身为弘一法师的那一刻，他真正的生命骊歌就此拉开序曲。我们不能以俗世的眼光去看他作为人夫人父的骇人之举，否则，我们就难理解秋瑾、杨开慧、方志敏那样的英雄了。爱别离，求不得，乃是人生精神之苦，也是无奈之苦。但正因为其苦，很多有志之士才敢于在这条路上求索，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目标视为某种真理，这真理也许存在，也许本身就是一种虚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始终有人匍匐在前行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