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而不同的时代，每个人心中的偶像都在悄悄地变化着。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都热爱文学的时代，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追捧和崇拜作家，各种刊物发出来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让人眼花缭乱。只要有好作品，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刊物，如饥似渴地读完，心中泛起一阵阵波澜。脑海里除了想着小说里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外，更多的还是盘算着那些作家应该是多么高大伟岸，如果有一天，我能见他们的一面，亲聆教诲，那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好几次搬办公室的东西，有些零碎的东西该扔的全扔了，当翻出一本专门装有名片的塑料本时，翻了一下眼前一亮，这些人都是我曾经仰慕和崇拜的作家、编辑呀！他们的分量在我心中是那么的厚重，仿佛一下子他们的音容相貌从我脑海里闪出，一个个那么慈祥、可亲、和蔼……我知道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已离开人世，有的年事已高，不会像当初我见到的模样。但似乎能想起来，在某个文学笔会上，某次创作会议上，我很羞涩地站在他们面前，多半是出于仰慕。作为一个年轻作者，底气有些不足地问这些老师：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吗？
　　几十年里，我一直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气喘吁吁追逐着前辈和老师们的足迹，拿着那些不同纸质、不同颜色、不同格式、不同字体的名片，揣进衣兜里，好像充满了无限的兴奋，我的灵魂与名片上这个人开始交往。或许某个早晨太阳当空，鲜花盛开，我可以和他们在另一个远方，在田园里品茶，说文学的话题。自己的期盼和追寻，在那一天梦想成真。
　　名片上的人只是偶尔联系一下，再后来固定电话逐渐被淘汰，名片上的人工作单位或职业早就变了，留在文学圈子里的人偶尔能从报刊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和成就。作为熟人，心里掩不住的喜悦，知道老师朋友们还在勤奋写作。我常常带着欣赏和学习的心态，也让我开始回忆那个年代的点滴，将我的孤独融化。而有时也会看到某个不幸的消息，有的偶像去世了，让我在一瞬间感到沉重的伤怀和思念。
　　我还是把这些名片珍藏起来，仿佛有文脉的传承，也有情感的色彩。当初我既好奇又羡慕别人有名片，自己在小县城里看着天空，不自觉地降低自己。有名片意味着一种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然而，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作家们、编辑们、文学朋友们发给我的名片全是一种信任、关怀和温暖，似乎所有美好的消息，还有鼓舞，都与这些名片有关。这些保留的名片就像我文学创作的见证人一样，变成了永恒。
　　这些保留的名片，大都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他们很长时间影响着我的创作。现在一张张看着，他们依旧那么亲切地对我微笑着，问长问短。许多是关于我创作的问题，他们曾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优点和缺点，有的老师还给我介绍当时刊物的编辑，有的亲笔写信推荐我的作品，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温暖。如今的文学圈里，恐怕如此关注基层业余创作的人很少了。
　　还有不少文学朋友和记者的名片，也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给我的，但我清楚一定是和文学有关。因为文学，我和一些崇拜的偶像，还有大刊物著名的编辑相识。在这些名片里，有当时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长、著名作家李若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李沙铃，《延河》杂志常务副主编、作家贺抒玉，山西著名作家张平，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著名作家高建群，《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著名作家莫伸等。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作家张锲没有发名片，亲笔写了他的通联，并赠一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著名作家刘庆邦一样，没有名片，在我电话本里写了电话，同样赠“天道酬勤”的文字鼓励我;还有《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先生留自己家电话号码时一同写下“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字句，后来还批改过我的小说转《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更有趣的是《文艺报》总编辑郑伯农先生在写下通讯地址和电话后，给我写了一句：“榆林小曲是民族音乐的精华”……如此多的名人和作家送我名片并签字，让我这个远在僻静乡下的后生充满了正能量，如此一直坚守着自己当初选择的文学创作之路。认识这些前辈、兄长、老师，是自己的福分。
　　就这样，发黄了的名片成了我收藏中最珍贵的宝物。翻阅它，往事历历在目。这些承载一段历史的纸片，对我来说，收藏了人生的温暖，也促使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