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叫他老韩的时候，老韩才三十多岁。
　　老韩是南方人，有南方人的灵秀，也有北方人的豪爽。他在西安待了几十年，西北的太阳和风使他脸上也有了皱纹，但比西安土著还是要清秀许多。老韩说话依然带有南方口音，初接触他的人，对话交流时总要求他语速放慢点儿。
　　与老韩认识是1990年冬天。那时，我正准备出版散文诗集《多情的季节》，经老韩的叔父、西安邮电学院党委书记韩曾贵介绍，我见到了老韩。那天，老韩正在陕西外语师范专科学校印刷厂忙着干活，我们在一个简易办公室里谈了《多情的季节》的印刷事宜。从这天开始，我们俩就认识了。
　　《多情的季节》是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我很重视，但是因为对出版、印刷很陌生，许多问题都要请教。老韩热心，也有耐心，既给我出主意，还帮我干活儿，一来二去，我们俩就成了朋友。
　　老韩原籍浙江萧山，因工作调动到了陕西，在陕西外语师范专科学校印刷厂先后做印刷工和业务管理工作，陕西外语师范专科学校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合并后，印刷厂解散，老韩下海做起了印务生意。由于他爱读书、业务熟悉、吃苦耐劳、价格优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在印务界有了名气。上门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作家都成了他的顾客和朋友。
　　在与老韩的交往中，我发现老韩最爱的是书，他原来只有高小文化，小学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参加工作后坚持自学，先后获得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平时，老韩喜欢藏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从未中断，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上书店买书，或者到旧书市淘书，他三室一厅工作室里放的全是书。许多挤不上书架的就堆放在地上。三万多册不重复的书门类齐全，包括线装的文史类古籍，其数量和质量在西安个人藏书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老韩对此很自豪，自称“文史书籍收藏者”。
　　这些书，并不是摆设，其中相当一部分老韩都读过或翻阅过，特别是古今中外的名著、当代有影响的作家的著作、社会上民间认可的书籍，他都读，而且读得很认真。这样，他的知识面就比一般人宽，他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也比一般人深。在处理印务，特别是在阅读校对中，经常会发现作家书稿中的错误和问题，并利用他的藏书为朋友查阅资料、核对引用的原文，使得这些作家客户不得不佩服老韩的水平和认真，不少人称他“文史专家”“教授”。
　　老韩还是一个直性子，在知识和文字面前他从不看面子、不和稀泥，无论职务高低、名声大小、关系远近，对任何人他都敢于直言、敢于说不，也从不让步。他的批评大多能切中要害，当时可能不好接受，过后觉得意见中肯，也就释怀。有朋友戏称他为“刀客”。
　　老韩文字水平也高，写的文章短小精悍、犀利，知识性、思想性都很强。早在1980年代他的多篇文学评论文章就在《陕西外语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毕业论文收录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苑撷英》，其他有文章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他曾办过综合文艺刊物《艺文志》，在陕西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这个杂志曾吸引过许多重量级作家，不少大作者也曾为此杂志撰稿。这个杂志的卷首语多为老韩所写。老韩的文章为许多读者所喜爱，不少作家请他写序或者评论文章。对此，老韩从不轻易允诺，只给自己熟识相互知根知底的文友撰写，因为写得立意新颖、角度独特、褒贬适宜、持论公允，作者也还是比较满意的。
　　时间长了，老韩在文艺圈和作家群里影响大了，到老韩这儿印书、印杂志的人也多了，关中、陕南、陕北，外省甚至海外华人也找他帮忙出书。老韩就是用他精通出版、印刷和编辑设计业务，文友众多，与出版社和编辑既熟悉又有良好的关系，搞起了出版代理，策划主编了“大地文丛”“诗书画文丛”“红枫林文丛”“艺文志书系”“名家书画丛书”等十余套丛书，作者遍及全国。又帮助其他文友出版了几百种书籍，自费影印了文献资料《陕西金石志》二函二十册。同时，老韩还是热心公益事业、富有爱心的人，他捐赠给陕西省图书馆，铜川市图书馆，商洛、青海、浙江等地图书大几千册，连收藏证书也不要，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作家靳光耀称他为“文学隐士”，作家文友叫他“资深出版人”。老韩对客户非常热情，只要到公司来的，都招呼吃饭，帮忙联系要找的人和业务，对一些想借机会看病的，他也帮忙找医院、大夫，使这些客户有“家”的感觉，非常感动。陕南一位作家在出书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自己患了绝症，出书资金难以拿出，老韩知道后，不但安慰这位作家安心看病，主动帮这位作家校对书稿，还免收了这位作家的印刷费。
　　我出过二十多本书，有诗歌、散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是老韩的印务公司设计、印刷的，其中《那些事儿》《雀儿》还曾荣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刊《五月》也在老韩印务公司设计、制作、印刷。这本杂志无经费来源、无专职编务人员，老韩在此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组稿编辑、校对工作，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对老韩我一直心存感激。
　　退休后，不少人问我有何感想，我说：圈子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老韩——韩效祖则是我的好朋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