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参加工作，我才得以登门拜见二爸。直到打开他的书箱，我才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时在1985年，我一当上县广播站的新闻记者，就争取了一个上叶坪区去采访的机会，才有了去见二爸的便利。
　　那时，县以下有区公所、乡政府、村委会三级基层政权。我老家和二爸家，虽然都在安康北山，但因不通公路，来往不便。我这次来，也不容易。路上折腾了一下午，才到二爸家。坐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土房里灰暗的光线，我才看清，围在火塘边上吃晚饭的二爸一家。
　　重新做了晚饭，我们围在火塘边上，边吃腊肉土菜，边喝拐枣土酒，边聊家常、问家事。这时，我才明白：二爸是三岁那年与我父亲分离的。当时因为爷爷去世，奶奶被迫改嫁，我父亲被送给邻村的亲戚，我二爸被一远房亲戚送给了远在叶坪的另一个亲戚。自此，骨肉分离，我父亲找了十几年也不知他的妈妈、弟弟在哪里，只从旁人口中得知包河、叶坪两个大地名，再问谁都问不出他们落脚的小地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参加工作、脱了文盲，能写信了，才几经周折，查找到了亲人的下落，又用省吃俭用省下的路费钱，跑了东西两条山路，才见到了生命中最渴盼的两位亲人。
　　而二爸的书箱，正是从我父亲到来的那天开始建起的。
　　那天傍晚时分，父亲刚走到二爸家门口的院坝坎边，兄弟二人远远望见，各瞅一眼，就认了出来。他们二话没说，丢下手中的东西，像小孩儿一样扑到一起，抱住就哭。
　　那次，父亲给二爸带来的礼品中，有手刻油印版的《农民识字简本》《农民扫盲作业本》和一本正规出版的《农谚》、一本红纸黑字的《农历》。那两天，二爸向生产队长请了假，没出工，说是陪我父亲，其实是在跟我父亲学认字。三天三夜，这本教材上的字基本会认了，不好认的都被标了动植物之类的记号，我父亲才放心告别。
　　临别时，天没亮，父亲边吃早饭，边在油灯下告诉二爸：《农谚》里的内容，都像“头熟荞麦二熟菜，三熟的萝卜好吃得怪”一样，是咱日常挂在嘴上的现成话、顺口溜，所以既是咱生产生活、为人处事的好帮手，又是咱识字、学习的好助手。《农历》既有阳历、农历对照的日历，又有节气、农事的说明，还有生活常识、文化知识；既能指导我们把生产、生活盘明白，又能帮助我们学文化、学知识，当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人。
　　二爸把这些书及父亲给的本子、铅笔收起来，让二娘把陪嫁箱子腾出一角，郑重地保管起来。
　　那天黎明，兄弟二人送别十里路，约定一件人生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每月至少通信一次!
　　就这样坚持了三年，二爸写的信，由头一次的“哥好，我也好”、第二次的“你的信我收到，这是我给你写的信”之类的一两句话，到第二年的能叙事、说理，到第三年的叙事、抒情、议论并行，基本达到小学毕业水平。从这一年秋季起，他们开始交流读书体会。
　　由父亲写给二爸的信中可以看见，这一年，他读了《毛泽东选集》《人民公社好》等6本书，并把这两本连同一本《新华字典》寄给了二爸。
　　从此，二爸有了专用的书箱，就是二娘陪嫁中被他全家最看好的那口棕箱。
　　那天晚上，首次看到二爸的书箱，我目瞪口呆，久久不语。
　　这口棕箱，二尺高、二尺宽、四尺长，里层夹的是香樟木板，木缝压的是樟脑丸，打开后一股冲鼻的药香。
　　那天晚上，他陪我睡在客房，目的是为了聊这山水相隔的思念、时空难隔的亲情。我们披着棉衣、偎着棉被、靠在床头，话题十分杂乱地穿插着热聊。聊到鸡叫三遍，聊开了书信、读书和学文化，二爸嘿嘿一笑，翻身下床，他把酒瓶子做的煤油灯换成了有玻璃罩子的台灯，在明亮的灯光下，轻快地打开了铜锁子，缓慢地掀开了箱子盖。
　　我披衣下床，看到了里边的内容：
　　39本图书，有36本是我父亲给他寄的或送去的，里边有赠言、签名和日期；
　　31本《农历》，除了第一本是我父亲送的，其余都是他自己买的，每年一本；
　　那本《新华字典》，己经旧了，破了，72处用纸补着，纸补巴上有二爸补写的原文；
　　91封书信，整整齐齐装在信封里，压在字典下，放在箱子角。除了我的6封、二姐的3封、大姐的2封，其余都是我父亲写的……
　　我取出那本二爸提得最多的《农谚》，就着桌上的煤油灯和窗外透射的月光，轻轻打开这本也已修补了多次的旧书。
　　当我看到第一页的两个问号、两个叹号时，二爸解释：“头一个问号是这个‘播种’不认识，第二个问号是我以为人家把‘收割’写错了。后来弄懂了，就有了这两个叹号。”
　　当我看到第九页的“燕子”边画了个鸟头时，二爸解释：“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即将要来到。那时老是记不住这个‘燕’，就画了个燕子。”
　　……
　　我正翻看着，二爸正讲解着，二娘喊叫吃早饭了。因为我们昨晚已经约定，今天必须赶在九点前回到区公所。
　　从这天起，二爸的书箱就成了我记忆深处的一个最有温度的情景，成了我们家族老少皆知的励志故事。
　　今天，当我想起二爸的祭日，便又想起了这口书箱、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