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一代伟皇帝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书法史或许就会改写。太宗“雅好王羲之，心摹手追，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万机之余，不废模仿。”太宗亲撰《王羲之传论》，并命弘文馆双钩廓填摹拓《兰亭集序》,王羲之书迹的诸多唐摹本便流传下来，以致有“书不入晋，固非上流”之说。
　　后人所见羲之书迹，皆为唐摹本或再摹本。况虞、褚、冯、赵诸摹本在唐代已成至宝，沧桑流转，吾辈焉能亲睹？下意识里，今人以唐摹本王羲之手迹来临写，孰不知唐摹本已是“唐人之晋法”，而非晋人之本来面貌。元代鲜于枢有诗：“赵葛冯汤总名迹”“彼短此长倶有得”。至于神龙本最近于《兰亭序》真迹之说，皆今人信服前人言论与经验所致。流传下来的诸多摹本使王羲之书迹得以流传而被后人不断学习。在诸多所谓晋人书迹中，《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圣教序》（以下简称《圣教序》）更有其独特意义。
　　一人完美一事不易，一人一生完美一事更不易。大唐京师弘福寺释怀仁，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至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历二十余年，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成《圣教序》，内容包括太宗答赦、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述三藏圣教序”及答书，玄奘所译《心经》，由当时名家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怀仁倾一生精力与智慧，造就如此完美之艺术宝藏，世无二人！其仁德、治学、治艺，岂不使后学惧乎？煌煌“圣教序”，岂不让吾辈惧乎？
　　不知何时有“晋唐”一词，“晋唐”一词，足证唐人对晋人取法之全面和达到之高度。人们常说《圣教序》更近王羲之书风，较虞褚等摹临本有过之而无不及，窃以为言不为过。
　　《圣教序》计十三行，行八十余字，共二千四百余字。仅字数和章法，自唐代以下，直至当今，诚可谓煌煌巨制，令人不得不服膺怀仁的开创之举。
　　集字书法始于怀仁，集字乃怀仁遗后人之宝贵学书之法。昔怀仁集字煞费用心，无论字法选择、字间疏密、行气贯通，还是单字大小、错落、俯仰、避让等皆沿袭王羲之书写习惯，尽显晋人风度，所谓“天衣无缝，胜于自运”，正如后人跋评：“惟其于笔笔出于右军,字字出于右军,且欲章法井然,一似出于右军手写，而无丝毫牵混之处，所以用尽廿余年心力,始克成此功德,以飨后贤。”
　　《圣教序》直取内府真迹，精摹细拓，集字上石，下真迹一等，此乃与唐以后摹本之最本质区别，其对王羲之书风之承袭绝不下于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此论并非妄断，倘有幸亲睹宋拓本和原石，并较之褚、虞和冯诸摹本，慧眼者自有甄别。《圣教序》一出，即受世人所重。《宣和书谱》载:“昔太宗作《圣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书，一则怀仁书，集羲之诸行字法所成也，二本皆为后学之宗。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明代王世贞评《圣教序》：“备极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顺便说明，《圣教序》直取内府真迹，既非源自虞、褚、冯、赵诸摹本之字，也非王羲之本来面貌，而是怀仁“理解”之王羲之。
　　对于传统，我仅言继承，幸能继承并有所得就是皇天恩赐，何敢“发展”与“创新”？而于动辄“变法”和“革命”之说，愚钝如吾，不敢轻易信服。虔诚经典，敬畏传统，乃是学书之人应有之态度。路漫漫其修远，吾执意寻觅真经，而《圣教序》实为一本难得的“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