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谝一下》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与上一本出版的散文集《一切会好起来的》有一定关联性。《一切会好起来的》送稿时，指导我写作的几位先生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事因是用关中方言写的9篇文章。争论的焦点是这9篇文章纳入散文集是否合适，或者说，这些方言类文章是否一定要收入《一切会好起来的》这本散文集里。年长的先生认为，文学体裁分四大类：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此类文章不属于前三类，自然就归于“散文” —— 名正言顺的散文嘛。老先生体谅我说，出一次书不容易，还不一锅烩了去！如果拿出来，怎么办？难道还要再出一本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再出一本书”的声音开始在我耳边回响。
　　少壮的先生人多，意见也很集中：这些文章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散文，应归口到方言民俗类的文化作品上去。年富力强的评论家握住我的手，说：“咱既然热爱，就一直写下去。”另一位鼓励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出一本得啦！”“再出一本”似乎成了求同存异的“同”。
　　让我下定决心出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拙作《一切会好起来的》在西安的分享会。至少有三位老师在讲评中郑重建议我不打擦边球，也不必搭车借船，就从方言俚语入手，大书特书，展现乡风民俗，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谁让咱们脚踩关中大地呢，谁让咱们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呢？于是乎，我趁热打铁，借风扬场，翻箱倒柜，夙兴夜寐，便有了这56篇文章（不含《拙作片段摘录》）。
　　本书所辑的56篇文章，大多属于近几年在陕西相关报纸上的发表之作，部分文章略有修改。初次给书命名时，几位文友老师还友好地争执了一阵。一位说：“就叫‘嫽扎咧’（当时还没有《嫽扎咧》这个单篇），生动鲜明。”一位说：“取书中一篇篇名，叫《二五一十》，有吸引力，又寓意美好。”我的意见是“闲谝一会”。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石继宏看着我说：“你起的名，改一个字就好了。”她喝口水，接着讲：“难得半日闲，拈一个‘闲’字；‘谝’不用说了，老陕老话；‘一会’是普通话，‘一下（ha）’才是陕西方言。”我赶紧问她是哪里人氏，她莞尔一笑：“雄安。”我不禁愕然，雄安在河北，可不是我家乡的“渭北”；雄安与长安，直接距离就有1100多公里，年轻的石编辑怎么会对关中方言如此熟稔呢？一打听，才知她在西安上学读书，工作又在皇城根下，已然入围“一城文化、半城神仙”啦。
　　可能有人会问，这本书与上本书相隔的时间太近了，怎么一下子鼓捣出56篇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原先就有9篇方言文章在等着，还有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作品，稍微拾掇一下就可充数；二是这期间又针对性地发表了一些文章；第三就是“抄”嘛。古籍、他人作品不敢乱抄，但我可以放胆抄自己之前所写的，或者重新梳理一些札记，这就有了事半功倍之感。言及于此，我必须说句实话，之前我写的5本书稿发挥了重大作用，犹如上阵父子兵一般，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个个都能鼎力相助。还有，我必须向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以奖掖后学的积极姿态，恳切为本书作序的李子白、赵命可两位先生表示敬意，向忙忙碌碌又认认真真的石继宏编辑及本书的其他编审老师表示感谢，对一如既往关心我、支持我、鞭策我、批评我的亲朋好友一并致谢。
　　要交稿了，我的心陡然战栗——1988年7月我从杨陵镇一所初中专学校毕业时，写在毕业纪念册“特长爱好”一栏上的竟是“胡吹乱谝”四个字。只是当时不足20岁的我，把那个“谝”字错写成口字旁，右边加个“片”。37年过去了，我在众多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支持下，要出版这本《闲谝一下》，敢情是冥冥之中的事吧。我不以为这是“过去的事忘不掉，现在的事记不住；躺下时睡不着，站着时蛮瞌睡”的中年状态，反而觉得，我在蹉跎了大把光阴、浪费了许多青春之后，目前似乎才灵醒过来，因为我正在慢慢地学着借风扬场。
　　风起了，借风扬场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