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代的周末，常常在外婆家的老屋玩，对老屋的印象也还停留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两间两层的老屋，联排式造型，在江南的农村非常常见。老屋门口放了一个捣臼，那半圆状的石球造型，是拿来捣麻糍用的。捣臼早已弃用，作为农耕时代的传承，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情感。它一直安静地待在门口，像一位古老的守护者。
　　外婆家门口有一条河流，岸边种着一棵柿子树。岸对面还有另一棵树，长满了细巧的果子，台州方言叫作“扩扩梅”，其实就是朴树和酸藤子的果子。这果子能拿来做竹筒枪的“子弹”，是当年乡村孩子们的“心头好”。舅舅善于制枪，先是用竹子做成针筒形状，这就是竹筒枪的枪身了，然后在竹筒里塞上“子弹”后，用细长的把子迅速往里面捅，利用气压将其打出去。“子弹”能够飞出十米八米远，很好玩。
　　清风温柔地拂过孩子们的脸庞，大家跑着、闹着，躲进紫茉莉、石斑木里，笑嘻嘻地往外探着头。紫茉莉层层叠叠的花瓣娇嫩软糯，晕开温柔的粉紫，被翠绿的枝叶簇拥着，蓬松的花枝轻轻垂落，遮住了我们小小的身影。“来找我呀。”“你打不着！”夏日的夜晚，总是让人感受到漫长和惬意。
　　我喜欢表妹，因此也喜欢去外婆家。每回我到了外婆家，便站在门口大叫一声：“文雅！”表妹像一头小老虎似的，从不远处的邻居家探出脑袋，奔驰过来，一边跑，一边喊：“亚妮！亚妮！”表妹幼年时期身轻如燕，仿佛没有烦恼，像一阵轻巧的风。
　　老屋附近，发生过很多好玩的事情，包括我捉弄表妹的趣事。那时表妹四五岁，正是黏人的年纪。我偶然得了一堆一分钱的硬币，正在玩着，表妹又跳出来了。我突然来了主意，跟表妹说：“我们一起去买零食吧。”她快乐地点点头，雀跃起来。我牵着她的手，一起去外婆家附近的小店买吃的。到了店门口，我把十几枚一分钱交给她，让她进去买。
　　表妹进门后，要了一包“小猫钓鱼”虾条，像模像样地把钱递给店主。店主说，一分钱现在已经不能用了。表妹问，这是钱，为什么不能用？看到表妹又愣怔又可爱的神情，我忍不住捧腹大笑。这其实也是我为数不多捉弄人成功的一次。
　　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老屋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由于舅舅要盖新屋，按照村里的政策，老屋的规格就不太合适了，于是便被拆成了一间一层的小房子。这完全变成我陌生的屋子了。偶尔回去看外婆，进到屋子里，感觉这屋子黯淡无光，老屋从“壮年”进入“晚年”，垂垂老矣，多少令人伤感。
　　外婆也像这老屋，日渐憔悴。她是残疾人，没有小腿，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气血旺盛，嗓门极高。她每次直着嗓子教训外公的时候，像一位女将，对着她的小兵展开劈头盖脸的训话。但是她也不快乐，外公没有回嘴，也没有搭理她，比起吵架，沉默和忽视显得更加残忍。
　　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任妻子。外公穷，第一个老婆留不住，又不愿继续打光棍，于是娶了隔着两个村、一条大河的外婆。
　　他们结婚那天，外婆是坐船来的。她盖着红盖头，坐在船头，河岸上尽是围观的人，不乏好事者，在岸边叫唤，新娘子站起来啊，站起来走一走。人群中不时探出一颗颗好奇的头，外婆就那么沉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外婆结婚，受了好大一场气。她把这场气撒在了外公身上。外婆爱对外公摆脸色，后来更习惯叫他老不死的，或者死男人，外公也不会生气。他就跑去念经，敲木鱼，在桌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屋外的那座桥，那是外公的桃花坞。在夏天的时候，他站在竹桥上，看着温柔的水流，自由自在地抽烟。他的脸上满是沟壑，由于肺病而时常剧烈地咳嗽，腰也被压弯了，但神情是放松而快乐的。他在这座桥上，常常待到深夜。
　　外婆打开窗户，愤怒的声音混在风里，发出呜呜的刺耳碰撞声。她喊道：“老不死的，还不回家睡觉！要死外头了？”外公依旧没有回答，沉默得像一座小山。
　　外公去世后，外婆的火气降了，人也苍老了。我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大山即将倾倒的感觉。桥上的风还在吹，窗前的人已默然。外婆和老屋，熬着心性，一同困在了漫长的岁月里。
　　近两年，外婆和舅舅相继离世，表妹也成家远走，老屋很快坍塌，这里的故事也一同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