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在洛川县举办的“忽培元书屋”揭牌仪式暨文学讲座上，忽培元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自己一生耕了二亩田。
　　这话说得轻巧，听的人心里却沉甸甸的。先生讲座的主题是“寻根·铸魂”，讲到动情处，便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满座寂然，都在等他继续往下说。他却不再解释，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淡然。
　　我思忖良久，这二亩田，怕是他为自己一生算的账。我理解忽培元先生的二亩田：一亩是责任田，一亩是自留地。
　　责任田里种的是本分。先生身居要职多年，清贫自守、俭朴自持、待人谦和，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每一文公帑都锱铢必较。有人劝他不必如此较真，他只说，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他曾开玩笑地说，自己像一头被套进磨盘的驴，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圈一圈，碾出细碎而扎实的日常。这亩田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兢兢业业，守着为官的底线，也守着做人的良心。
　　自留地呢，种的是文学。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文字里没有高头讲章，尽是土地的呼吸、乡村的脉动、百姓的悲欢。他写黄土高原上风吹过麦浪的声音，写窑洞里油灯下一张张被岁月雕刻的脸，写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默默活着的人们。他的作品从未脱离过乡村与人民，始终饱含烟火温情，像一碗晾到温热的小米粥，不烫嘴，却能暖到胃里去。这亩田里长出的庄稼，不为自己果腹，只为留给后来的人慢慢咀嚼。
　　座谈会上，先生还讲到了我们洛川籍的登山英雄侯生福。他说：“一个登上珠峰的无名英雄，几十年默默无闻，只是县体委一个职工。我知情后，提议他当了市政协委员。 ”
　　若只到这里，先生也不过是个好官、好作家，可他偏不。从国务院参事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本该含饴弄孙，享几日清闲，他却比从前更忙了。
　　然而，忽培元先生的家国情怀，不止于此，更在于开拓。他并未止于“笔耕补拙”，而是做了一件更具远见的事情——在各地建书屋、办书院。
　　那些书屋，大多建在乡间，在普通百姓的院落里，在离土地最近的地方。木头搭的架子，茅草覆的顶，里头摆着几架书、几张条凳，看上去简陋得很，可先生说，这就够了。他要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走得进来、坐得下来的地方。在这里，耕田的农民放下锄头，可以翻一翻《论语》；放学的孩子趴在木桌上，可以读几行《诗经》。那些跨越千年的儒家智慧，就这样从尘封的典籍里走出来，化作村头树荫下的一句闲谈，化作夏夜凉风里的一场诵读。
　　我以为，这是他将文学从纸面引向大地的“文化播种”。这些书屋，是源于实践的文化传承载体，它们将跨越千年的儒家智慧，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可及的生活实践。
　　我忽然明白了。先生一生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的文学扎根在土里，他的书院也生长在土里。那不是居高临下的文化施舍，而是与百姓平起平坐的精神共耕。他把儒家经典从庙堂请回田间，让圣贤之言沾上露水和泥土的气息。老百姓不必正襟危坐地去“学”，只需在劳作之余推门而入，便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文化浸润。这是从根基上培植的文化自信，如风吹过千年，文脉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先生为书院定下宗旨：阅读经典，弘扬正气，陶冶情操，走进崇高。这十六个字，朴实得像田埂上的野花，却句句落在时代的穴位上。
　　如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实施，全民阅读从立法走向落地，建设书香社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比其他时候都更需要像忽培元书院这样的地方——安静的、缓慢的、不追流量的、不博眼球的，只是让一本书和一个人静静地相遇。
　　忽培元书屋像种子撒在大地上。风一吹，书的香气就飘出去很远。远远望去，就像建在树上的小木屋，像鸟巢一样安详，栖息着祖先的文字，也栖息着一个民族尚未散场的梦。
　　我想，先生一生，两亩薄田，一亩种的是责任的厚度，一亩种的是文化的温度。如今那田里长出的，已不只是庄稼，而是一片又一片的林子。林子里有风，风里有书声，书声里有千年不绝的回响。
　　忽培元先生为书屋定下的宗旨是“阅读经典，弘扬正气，陶冶情操，走进崇高”。他晚年躬身实践，正是对“全民阅读”最生动、最扎实的响应。他用一间间书屋告诉我们：文化的根脉不在云端，在泥土里；阅读的力量不在数据，在人心深处。
　　先生两亩薄田，耕出文化与厚德；数间书屋，种下文明与火种——这便是一位文化赤子献给时代最厚重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