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冯杰作品的创作风格，有两大标志性特色，一是其倾数十年之力费心营造的“北中原”景观，二是因文画结合所形成的跨媒介审美张力。前者在文学地理的范畴内，呈现原乡情结，开掘文化想象空间；后者则通过图像与文字的相依共生，展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互动融合的多元可能。如果说“北中原”构成了作家赖以栖息的精神故土，那么“文画结合”就是其纵情驰骋的艺术双翼。毕竟，对冯杰而言，无论是连缀成册的集子，还是副刊上的散文，文和画多如影随形，一如作者所言自己的文章：“是用文字作颜色加上小聪明而表演的一块小道场。”在一众文学实践之中，这一特点得到充分彰显的当数散文集《怼画录》。
　　冯杰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颇深的文人，其“文画结合”的创作姿态，固然有家庭环境、童年经历、个人兴趣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作为创作源头的精神支撑，是沾染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原始岩画，是体现魏晋风度六朝美学的《洛神赋图》，是苏轼潇洒挥就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张岱融合了创作实践的“诗画不同论”，这些文化资源或作为显性文本出没于冯杰文章各处，或转化为精神基因藏身在字里行间，共同搭建起其“左手诗文，右手书画”的创作格局。
　　在散文集《怼画录》中，“文画结合”首先体现在外观层面，即每篇散文后都配有作者的精心插图。赵宪章认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系统中，“文图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首先是文字出现之前的“语图一体”，逐渐发展为文本时代的“语图分体”，最终演变为宋元以后的“语图合体”。在第三阶段，语言文字和绘画图像被共置于同一界面，相互补充、映衬、阐释、碰撞，乃至消解，迸发出绚丽多彩的美学火花。
　　在行文的内在层面，画充当了结构整本集子的一条线索。通观全书，作品没有被框定在特定的题材边界之内，作者的行文重心也并未局限在画作本身，而是借由绘画对象说开去。与其说画被镶进书名成为本体，放置于比文更重要的位置，还不如说，画发挥着叙事功能上的作用，串连起“人物”“翎麟”“草蔬”“兽虫”“杂项”与“虚实”，为作者提供乘兴漫游的空间。
　　《怼画录》中“文画结合”的另一体现是：作为历时叙述的文字蕴含着绘画图像的特征。绘画较之文字更具象，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力，其重要一点就在于多彩颜色的使用。冯杰对颜色十分敏感，笔下颜色词语的运用蔚为大观，加之其不喜束缚，有意“越轨”，常用新奇的色彩描绘寻常事物，使表达构成内在的冲突张力。如《画丹竹记》中，作家师法苏轼，一反墨竹绿竹的常规图样，用丹竹刻画余光中的诗人品格；又如《画梅记》中借一枝绿梅完成晚明遗老与当下世风的对话，致力于士人精神的重塑。此外，由于诗人的经历，冯杰还擅长用文字雕琢意象，建构一种画境。
　　冯杰以画为媒，自由地穿梭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绘画技法和文坛轶事之间。从“苏东坡不会玩微信”的玩笑之语，到行走在乡村年画中的“捉鬼钟馗”，再到虚实相生的“朱砂作画”，还有诗文旧友的索画趣闻，冯杰实现了对传统历史人物的解构与重构、对私人情感记忆的追溯与感怀、对浮躁庸常世相的批判与摒弃，最终达成通俗与高雅、庄严与诙谐、文人风骨与民间立场多方面审美趣味的融合，形成斑斓的“文字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