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柜的角落里，收着一双小鞋。
　　是那种农村老人一针一线做的布鞋，鞋面是藏青色的条绒布，鞋底的针脚密密麻麻，均匀得像是用尺子量过。鞋很小，儿子那时候刚学会走路，现在他三岁了，早已穿不进去。可我舍不得扔，时不时打开衣柜，看一眼，再关上，好像那双鞋还在，那个人就还在。
　　那个人，是妻子的二姑。
　　我和二姑其实并不熟。她住在旬阳市青泥镇，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面。偶尔在家族聚会上碰见，也就是点点头，叫一声“二姑”，客气而疏离。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直到那天。
　　我们的车经过公路边，二姑早就等在那里了。她站在路肩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见我们的车就使劲挥手。停下车，她小跑过来，把袋子递进车窗：“给娃做的鞋，试一哈看合脚不。”然后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红票子，硬要塞给妻子：“给娃买糖吃。”
　　我和妻子连忙推辞。二姑没有收入，在农村里过得紧巴，这两百块钱不知她攒了多久。可她执意要给，脸涨得通红：“这是我当姑婆的一点心意，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最后还是妻子说，收下吧，二姑高兴就好。
　　那天车开出去很远了，我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她站在路边，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点。我手握方向盘，不时侧过头去看妻子手里那双鞋，鞋底上的针脚密密麻麻，每一针都是二姑弯着腰，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一线扎出来的。我对妻子说，二姑对儿子好，就是对我好。我们以后要记着。
　　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靠近。
　　后来，妻子告诉我，二姑查出了肺癌。她想托我们在西安找找熟人，看能不能挂上专家的号。我绞尽脑汁，把通讯录翻了个遍，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终于帮她联系到了省上的专家。
　　最后一次见二姑，是带着儿子去她家里。那时她已经做过数次化疗，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掉了许多，精神也大不如前。可看见我们进门，她还是欢天喜地：“你们坐，我去给你们煮甜酒汤圆。”
　　我们说二姑你歇着，我们不饿。她不依，板起脸：“到了二姑家哪有不吃的道理？不吃不行！”不一会儿，两碗汤圆端上来，碗里装得满满的，汤圆白胖胖地挤在一起，甜酒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我端起碗，咬了一口汤圆，糯米的软糯和甜酒的醇厚在嘴里化开，甜得有些发腻。
　　二姑这时牵着儿子的小手去院子里看鸡和鹅。小家伙第一次见那些活物，激动得手舞足蹈。一只大白鹅突然扇动翅膀，发出扑棱棱的响声，儿子吓了一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二姑赶紧把他拉起来，手攥得紧紧的，一刻都没敢放开。儿子咯咯地笑，二姑也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瓣。
　　我坐在屋里，把那碗汤圆吃得干干净净。甜酒的味道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暖得人眼眶发酸。我看着院子里二姑牵着儿子的背影，心里反复默念：二姑一定能跨过这道坎，她那么好的人，老天不会亏待她的。
　　十多天后，中午下班回到家，妻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正换鞋，听见她“啊”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我抬头看她，她的眼圈已经红了，放下手机说：二姑走了。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了一下，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们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准备开车赶回旬阳。出门前，我忽然站住，让妻子稍等，自己转身走进厨房，烧了一锅开水，从冰箱里翻出一袋速冻汤圆，一颗一颗地丢进锅里。
　　妻子跟进来，问我做什么。我没说话。
　　汤圆煮好了，我盛出来，放进一只白瓷碗里，摆在灶台上，双手合十，对着那碗汤圆，对着旬阳的方向，深深地拜了下去。
　　“二姑，您走好。”
　　话还没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我蹲在地上，肩膀不停地颤抖。妻子走过来，把我搂进怀里，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没事，没事，二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
　　我知道她能感受到。就像我能感受到她那双鞋里每一针的温度，能感受到那碗汤圆里每一口的甜。人与人之间的恩情，不需要说太多话，鞋会记得，汤圆会记得。
　　如今儿子已经三岁了，那双小鞋他再也穿不下了。我把它收在衣柜的角落里，不常拿出来，但每次打开衣柜都会看见。它就那么安静地待在那里，藏青色的条绒布已经有些褪色，鞋底的白布也泛了黄。
　　可针脚还在，密密麻麻，整整齐齐。
　　像一个人没说出口的爱，一针一线，都缝进了布纹里，永远也拆不掉。
　　我会一直留着这双鞋。等儿子再大一些，能听懂故事了，我会把它拿出来，放在他面前，然后慢慢告诉他——曾经有一个老人，和你只见过几面，却用一针一线，认认真真地爱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