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4月20日
再说高建群
谈论高建群，必须从《最后一个匈奴》开始。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陕军东征”的代表作之一，创造了百万册的销售奇迹，还因为这部作品，确立了高建群作为“高原史诗书写者”的独特地位。
《最后一个匈奴》以陕北高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匈奴士兵在长途迁徙中遗落高原，与当地女子结合，其后裔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小说通过杨家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杨贵儿在旧中国的勤劳朴实，第二代杨作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第三代杨岸乡对文学的如痴如醉——展现了这块高原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它为陕北高原“立传”的雄心。
陕北是什么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数千年拉锯战的战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然而在文学史上，这片土地却始终没有获得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文学表达。高建群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笔下的陕北，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陕北，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陕北——那是一个“躁动不安”的高原，是“那些裹着白毛巾、打着英雄结、唱着信天游的人们”繁衍生息的高原，是“骨子里分别流淌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生存奋斗的高原。这里有剪纸、唢呐、窗花等原生态民俗物品，也有直罗镇战役、交口河炼油厂爆炸、黑寿山治沙等历史事件。高建群以宏阔的视野，将这一切熔于一炉，铸成了一部“献给陕北高原的壮美史诗”。
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高建群作为小说家的“正名”之作，那么《遥远的白房子》则是他作为“英雄传奇书写者”的奠基之作。
这部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最初刊载于《中国作家》第五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正是这篇作品，让我这个彼时自负的文学青年，第一次领教了高建群的分量。
《遥远的白房子》讲述的是新疆边境上一座边防站的故事。高建群曾于1975 年至 1980 年在北疆当兵，驻守过额尔齐斯河畔的白房子边防站。零下42度的严寒，钻到马肚子下给马钉掌的经历，在边防站的日日夜夜，都化作了这部小说的血肉。
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它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熔于一炉。那阿尔泰草原奇异的风光，那奇异而撩人心绪的浪漫故事，那美艳而神秘的萨丽哈，构成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文学魅力。有论者将它与“美国往事三部曲”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37年后，高建群将这篇小说扩展为长篇小说《中亚往事》。从短篇到长篇，从《遥远的白房子》到《中亚往事》，这中间是将近40年的时间跨度。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
高建群的散文成就，同样不可小觑。如果说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那么他的散文就是另一棵大树——同样的耐人寻味，同样的动人魂魄，同样的独步一时。
早年的《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已经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散文大家的潜质。这些散文作品，语言凝练、意境深远，既有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也有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仅以他的代表性作品《陕北论》来看。这篇作品开篇便见黄河裂高原，泥沙成黄色，寥寥数语，竟将这方土地的宿命与底色写尽了。他写陕北，不单是写脚下的地理，更是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从秦皇直道的辚辚车驾，到匈奴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从李自成横刀立马的悲壮，到刘志丹、谢子长的深明大义——千年的烽烟与杀气，都被他收拢于笔下，却又举重若轻。这便是大手笔，既有学者的深邃，又有诗人的激越。掩卷沉思，只觉那西北风正猛烈地敲打着窗棂。高建群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也许就藏在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我信。因为他用这篇《陕北论》，为我们拨开了其中一道深深的褶子，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疼痛与生命的微光。
渭河是故乡，延河是奋斗之地，额尔齐斯河是青春与热血抛洒之处——这三条河，构成了高建群生命的三个维度，也是他文学世界的三个支点。
去年冬天，我在延安的“十二万卷楼”里，翻出高建群写给我的那些信。信纸已经发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其中一封信里，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长篇，说：“陕北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我怕自己来不及。”
“来不及” —— 这三个字，让我心头一颤。
是啊，陕北高原几千年的历史，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大碰撞，中国革命在这里的十三年风云，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一个有足够分量的作家去书写。高建群用《最后一个匈奴》写了前半部，用《大平原》写了后半部，用《统万城》写了更久远的历史，用《中亚往事》写了边境线上的英雄传奇。但他说，还是“来不及”。
这种“来不及”的焦虑，正是一个大作家才会有的焦虑。只有那些真正触摸到历史脉搏的人，才会感到历史之厚重与个人生命之短暂的矛盾；只有那些真正理解土地的人，才会感到土地之辽阔与自己足迹之有限的遗憾。
我曾对高建群说，您这一辈子，值了。他摇摇头，说：“值什么？还有那么多想写的没写出来。”
这就是高建群——永远觉得不够，永远在追赶，永远像那个在白房子边防站站着写诗的年轻士兵，带着对文学的赤诚，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陕军东征”的代表作之一，创造了百万册的销售奇迹，还因为这部作品，确立了高建群作为“高原史诗书写者”的独特地位。
《最后一个匈奴》以陕北高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匈奴士兵在长途迁徙中遗落高原，与当地女子结合，其后裔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小说通过杨家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杨贵儿在旧中国的勤劳朴实，第二代杨作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第三代杨岸乡对文学的如痴如醉——展现了这块高原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它为陕北高原“立传”的雄心。
陕北是什么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数千年拉锯战的战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然而在文学史上，这片土地却始终没有获得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文学表达。高建群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笔下的陕北，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陕北，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陕北——那是一个“躁动不安”的高原，是“那些裹着白毛巾、打着英雄结、唱着信天游的人们”繁衍生息的高原，是“骨子里分别流淌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生存奋斗的高原。这里有剪纸、唢呐、窗花等原生态民俗物品，也有直罗镇战役、交口河炼油厂爆炸、黑寿山治沙等历史事件。高建群以宏阔的视野，将这一切熔于一炉，铸成了一部“献给陕北高原的壮美史诗”。
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高建群作为小说家的“正名”之作，那么《遥远的白房子》则是他作为“英雄传奇书写者”的奠基之作。
这部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最初刊载于《中国作家》第五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正是这篇作品，让我这个彼时自负的文学青年，第一次领教了高建群的分量。
《遥远的白房子》讲述的是新疆边境上一座边防站的故事。高建群曾于1975 年至 1980 年在北疆当兵，驻守过额尔齐斯河畔的白房子边防站。零下42度的严寒，钻到马肚子下给马钉掌的经历，在边防站的日日夜夜，都化作了这部小说的血肉。
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它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熔于一炉。那阿尔泰草原奇异的风光，那奇异而撩人心绪的浪漫故事，那美艳而神秘的萨丽哈，构成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文学魅力。有论者将它与“美国往事三部曲”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37年后，高建群将这篇小说扩展为长篇小说《中亚往事》。从短篇到长篇，从《遥远的白房子》到《中亚往事》，这中间是将近40年的时间跨度。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
高建群的散文成就，同样不可小觑。如果说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那么他的散文就是另一棵大树——同样的耐人寻味，同样的动人魂魄，同样的独步一时。
早年的《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已经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散文大家的潜质。这些散文作品，语言凝练、意境深远，既有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也有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仅以他的代表性作品《陕北论》来看。这篇作品开篇便见黄河裂高原，泥沙成黄色，寥寥数语，竟将这方土地的宿命与底色写尽了。他写陕北，不单是写脚下的地理，更是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从秦皇直道的辚辚车驾，到匈奴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从李自成横刀立马的悲壮，到刘志丹、谢子长的深明大义——千年的烽烟与杀气，都被他收拢于笔下，却又举重若轻。这便是大手笔，既有学者的深邃，又有诗人的激越。掩卷沉思，只觉那西北风正猛烈地敲打着窗棂。高建群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也许就藏在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我信。因为他用这篇《陕北论》，为我们拨开了其中一道深深的褶子，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疼痛与生命的微光。
渭河是故乡，延河是奋斗之地，额尔齐斯河是青春与热血抛洒之处——这三条河，构成了高建群生命的三个维度，也是他文学世界的三个支点。
去年冬天，我在延安的“十二万卷楼”里，翻出高建群写给我的那些信。信纸已经发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其中一封信里，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长篇，说：“陕北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我怕自己来不及。”
“来不及” —— 这三个字，让我心头一颤。
是啊，陕北高原几千年的历史，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大碰撞，中国革命在这里的十三年风云，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一个有足够分量的作家去书写。高建群用《最后一个匈奴》写了前半部，用《大平原》写了后半部，用《统万城》写了更久远的历史，用《中亚往事》写了边境线上的英雄传奇。但他说，还是“来不及”。
这种“来不及”的焦虑，正是一个大作家才会有的焦虑。只有那些真正触摸到历史脉搏的人，才会感到历史之厚重与个人生命之短暂的矛盾；只有那些真正理解土地的人，才会感到土地之辽阔与自己足迹之有限的遗憾。
我曾对高建群说，您这一辈子，值了。他摇摇头，说：“值什么？还有那么多想写的没写出来。”
这就是高建群——永远觉得不够，永远在追赶，永远像那个在白房子边防站站着写诗的年轻士兵，带着对文学的赤诚，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