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梅已谢，公园的碧桃一簇簇红了起来。路两旁的国槐尚未抽新叶，深褐色的枝干上，枝丫一根根向天空伸展。树就那样立着，与灰砖墙、琉璃瓦一道，低眉，徐缓，像是一种致敬。
　　这是西安的四月。终南山的风穿麦田、过塬上土崖，吹到这里时，带着些许泥土的腥甜。就在这样的风里，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一只名叫“四月”的母银渐层来到了我身边。
　　那天下着雨。雨的意象，让我们的见面多了几分润物细无声的情愫。朋友将它装在航空箱里递给我。回到家，打开箱门，它缩在最深处的角落，整个身体挤成一团，唯有两只眼睛亮着，又圆又大。我轻轻把它倒出来，它落在地板上，四只脚像踩在冰面，滑了一下，随即迅速钻到沙发底下。一整个下午，我都没再见到它。
　　“四月”不聒噪。它背上的毛细密，银灰底色上浮着一层霜白的光泽，腹部的毛近乎纯白。四只爪垫是黑色的。有时，我在客厅看书，一抬头，便见它趴在对面椅子上，懒洋洋地望着我。
　　“四月”掉毛。这是它打扰世界的方式。细软的灰白绒毛脱落下来，飘在空气里，落在地板、沙发上，也落在我出门前总要收拾半天的衣服上。朋友来家里坐一会儿就开始打喷嚏。我歉意地说，养猫嘛，甜蜜的负担。
　　它睡着时呼吸起伏，像海面上缓缓涨落的潮水。阳光从窗帘缝漏进来，照在它背上，那些灰白的毛在光里变成了金色。不知不觉，我看着它长到了一岁。
　　虽然“四月”给了我宁静，但生活的琐事一件件堆叠，让人无从预料。有段时间，我的脾气越来越差。
　　“四月”也发情了，不停地叫。叫声尖锐而执拗，一声声剐着人的神经，几乎耗尽我的耐心。我知道这烦躁本与无辜的“四月”无关，而是来自别处，但我还是拉开门，把它抱出去，关在了门外。
　　我一整夜没睡好，脑子里全是它的影子。第二天一早便去找它。我喊它的名字，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撞来撞去，又散到楼外的风里。可哪里都没有它。
　　我心事重重。工作路过宠物店，看见橱窗里的猫，总会停下来多看两眼。是的，“四月”于我已是一种寄托。它用自己的方式闯入我的世界，伸个长长的懒腰，又用脑袋蹭我的脚踝。只要有它在，仿佛我就能找回天真与安宁。
　　直到第五天傍晚，我回来时看见隔壁阿姨站在楼道里，怀里抱着“四月”。它瘦了很多，原本圆滚滚的身子瘪了下去。它看见我的一瞬间，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后来阿姨告诉我，“四月”那几天一直在附近转悠，怕生，大多时候躲在停车场的角落。
　　我连忙抱它回去。它在我怀里蹭了蹭，很快就在猫窝里睡着了。四条腿蜷在肚子下面，尾巴绕到身前，偶尔耳朵动一下，像在梦里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猫会不会做梦，但如果会，它梦见的应该是猫粮、罐头，还有窗台上那只总也抓不住的鸟。
　　我伸出手，放在它的背上。它没有醒，只是喉咙里又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窗外有风穿过，老槐树的树冠沙沙作响。“四月”仍和我一起，在琐碎的日子里寻找暖意。有时我找它玩，叫它一声，它抬头看我一眼，却不动。再叫，它把脑袋转过去，假装没听见。我抱它，它就勉为其难地让我抱一会儿，又挣扎着跳下去。从不谄媚，有自己的节奏——这是它的脾气。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留意以前不曾注意的事物。阳台的角落有一块墙皮返潮，每年四月便洇出深色的水渍，边缘缓慢地向外浸染。我从客厅挪了一盆绿萝过去，搁在旁边。绿萝不挑地方，垂下来的藤蔓一天天伸长，渐渐遮住了那片痕迹。我偶尔浇水，偶尔忘记。
　　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读书。“ 四月”不关心我翻到了哪一页，跑来跑去，不知在追什么。我读到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写道：“美景之美，在其忧伤。”书里反复说着“呼愁” —— 那是一座城市的愁，是废墟、黑白的街道。帕慕克说，这愁绪并非抑郁，而是一种欣然接受溃败与衰落之后的平静。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雾气就这样跨越万水千山，飘到了我的家园。钢琴声从隔壁穿透墙壁，音符在空中久久悬浮。也许生活就是一次次延宕的回答：再等等。又或许是：算了吧。所谓希望，不也正是如此。
　　不知不觉间，窗外的光线黯淡下去。书页上的字迹渐渐模糊。“ 四月”不知何时也安静下来，趴在我的脚边，眼睛在暮色里泛着幽蓝的光。
　　暮色从树梢开始垂落。远处钟楼的灯亮了起来，淡淡映照在天幕上。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彼此的心情里，找到了那一小片可称之为宿命的灯火。
　　这失而复得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