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的深处，一对摇曳的红灯笼，在除夕夜飘雪的门楼下，总是在轻轻摇动。它从遥远的那个过去走来，火苗跳动着，穿过岁月的烟尘，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在年关到来时，这对红灯笼会常常摇动在我的眼前，我的眼帘，也会渐渐罩上一层雾水……
　　大约是我10 岁前吧，祖父把家分了，父亲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农民弟弟。我们搬出了旧宅，住到了一个叫“园子”的新庄。园子有两间上房，两间厦房，上房我们住，厦房叔父住。园子没有门，一面土墙上挖个洞，人从土洞下出入，就是门了。小娃无妨，大人出入还要弯一下腰。叔父后来在隔壁申请到新庄基，我们在中间打了院墙，我们成了独门独户的一家。这时，土门还是那个土门。母亲最初害怕，用玉米秆和粗树枝，编制成一扇篱笆门，晚上关上再顶上木杠。后来篱笆门不翼而飞了，土门便白天黑夜地敞开着，人畜随便出入。有那么几次，正是夜半熟睡，母亲突然会起身猛力拍打窗户，一边大声疾呼，我们全吓醒了。原来是黄鼠狼黎明偷鸡，视鸡如命的母亲大声驱赶。可等母亲光脚推门追了出去，窗外鸡架上那只下蛋的老母鸡，还是被黄鼠狼叼走了，母亲难受了好几天。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村里家家大门上贴对联，我们不行，我们的土门两边都是土，无法贴。聊以弥补的是，我们上房的门框上，还是可以贴对联的。这使得过往的人们偏一下头，还可以看到我们家，也在缩头缩脑地过年。走土门的日子，大约过了10年。
　　家乡的建筑风格，每户一院，每院都装有头门，到了晚上，院门一关，插上门闩，十分安全。与之相配套的，家家都有一个门楼，以保护自家的大门不受日晒雨淋。讲究的人家，门楼下有方正的石门墩，高高的门槛，两侧摆有石狮瑞兽。我们家盖门楼，是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1978年以后了。多年为短款户的我们，因了我的回乡劳动，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也就在我考上中专，离开老家到西安上学以后，家里的三间厦房盖起来了，门楼修起来了，装上了两扇黑漆漆的大门，我们终于和村里人一样了。盖门楼的匠人是远近闻名的把式，知道我们日子艰难，在门楼的修建上十分用力。门楼盖好以后，果然成了村里的翘楚工程。大木匠当时提着瓦刀，退后十多米，眯眼左右端详，自己也满意得不得了。那一年的除夕下午，端庄大气的门楼下，父亲第一次在黑漆的门框上贴上了红对联，门楼下又挂上了两只大红喜庆的红灯笼。当两根红色的蜡烛点着以后，我第一次看到母亲仰望的眼睛里，盈满了蜡烛一样的红泪。她嘴里喃喃地说：“咱终于和人一样了。”
　　这以后的每年除夕，贴对联，挂红灯笼，就成了我们父子的重要事项。有了端庄大气的门楼，有了装有泡儿钉的黑漆大门，有了石门墩和高门槛，当一对红灯笼被蜡烛点亮，我家的门楼下，满满地溢出了暖暖的红光。灯笼摇曳着，灯底下的圆孔，投射出的圆光在地上晃动。村里的孩子们，嬉笑追逐着会聚到这里，兴奋地蹦着跳着，笑着闹着。那些年，在外工作的我，每到年关，便会携妻带女，回到老家。在我的思念里，门楼下的那一对红灯笼，红红火火地亮着，它是故乡的召唤，是父母期盼的眼睛，它吸引着远方的游子，奔赴灵魂中的故乡。
　　10年前，故乡城市改造，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要拆迁了，村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终于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住上高楼大厦了；忧的是故土难离，那曾经的一砖一瓦、一房一厦，将永远地在自己的手中消失。我家的门楼，也同样消逝在这一场拆迁中。但是，那多年前除夕悬挂在我家门楼下的红灯笼，也随着父母，“拆迁”到了我们8楼的大门前，年年的除夕下午，它还会准时地点亮。不过这时已不用蜡烛了，我们给门口接过来专线，两只灯泡悬挂在灯笼中，一插电，红彤彤的更为喜庆。
　　如今，年过 90的父母仍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每到年关到来时，他们会守着那对红灯笼，盼着四散的孩子们在灯笼的招引下，回到他们心灵中永远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