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还在那里。
　　回老家时，总忍不住要往窑洞中间的柜子上瞥一眼。那台老收录机，连同它的木头柜子，静静地蹲在上面，像一头歇了晌的老牛。浅绿色的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木头的原色，倒像是给岁月刻意做旧的。
　　柜子是父亲请村里的李木匠打的。那年月，家里添了这么个“铁疙瘩”，是件顶郑重的事。母亲用碎花布头，给它缝了个罩子，不用时就轻轻盖着，防尘，也像给它盖床被子。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用的是粗壮的一号电池，金贵得很。母亲总说，听久了，那电池里的“劲儿”就跑了，得省着用。
　　每日清晨，大约九点钟的光景，是雷打不动的。母亲擦干净手，掀开布罩，庄重地按下那个最大的按钮。“嗒”的一声，先是电流的沙沙声，像春蚕啃桑叶。接着，一个脆生生的童音，便从那两个黑 网 眼里蹦出 来：“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那声音清亮亮的，带着一种我们陕北土话里没有的、标准的脆甜，一下子就把灰扑扑的窑洞照亮了。我就趴在炕沿边的青砖地上，用粉笔，在冰凉粗糙的砖面上，照着广播里的声音，画那些弯弯绕绕的“a，o，e”。砖地吃色，笔迹时断时续，像我当时对山外世界的想象，模糊得很，却又执拗地延伸着。
　　白天，母亲做活时，铁匣子便换了一副嗓子。晋剧的苍凉，说书的悠长，或是热烈得能把屋顶掀翻的唢呐。张俊功拉着调子说《快嘴》，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跟着哈哈大笑。遇到年节，母亲必会挑一盒最喜庆的唢呐带子放进去。霎时间，嘹亮的、带着黄土腥气的欢腾，便灌满了每个角落。那声音有一种魔力，能让清苦的日子，也显得热气腾腾的。那时没有电视，这一个会出声的匣子，就是一个家的戏台。
　　后来，村里终于拉进了电线。黄昏，一拉灯绳，满屋光明，像白昼偷来的一角。那收录机用的次数，反而更多了。它不再只是“戏台”，倒更像一扇“窗”。我拧着调台的旋钮，从刺刺啦啦的噪声里，捕捉着远方的声音。北京、上海，这些地名，伴着新闻和歌曲，从这匣子里淌出来，成了我地理课本上最鲜活的注脚。山外的世界，原来不只是课本上的方块字，它是有声音、有温度的。
　　上了中学，我攒下零钱，买了两盘新磁带。一盘是《同桌的你》，一盘是《懂你》。放假回家，把磁带推进去，“咔嗒”一声轻响，吉他声和着歌声流出来，心里便漾开一种微酸的、肿胀的情绪。说不清是为那歌词，还是为自己那个想要飞出山村的梦。当然，还有学校发的英语磁带，那个女声一遍遍读着“A，B，C”，枯燥，却是一条隐隐约约的路。
　　再后来，事情就快了。我有了更小巧的随身听，能揣在口袋里，把世界带在身上走。家里添了电视机，方方的屏幕，真人影，花花绿绿，比那黑网眼里的声音，诱惑大多了。铁匣子上的布罩，盖上的时日越来越长，终于不再掀开。它沉默下来，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心退到了光阴的暗角里。
　　如今，我走过去，拉开底下那个小抽屉，一股熟悉的、混合着木头陈香与塑料老化的气味，不浓，却一下子把人攫住了。里面躺着一些磁带，塑料壳子泛了黄，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像被时光洗淡了墨迹。我拿起一盒，沉甸甸的，壳子上有一道细裂的纹。
　　我没有把它放进那落满灰的仓口里去试一试。有些声音，适合只在心里头回响。这笨重的、漆迹斑驳的铁匣子，它何止是一台机器。它是一个时代的耳朵，收纳了一个陕北农家全部的向往与欢乐；它也是一颗种子，把一串遥远的、标准的“a，o，e”，种进了一个黄土坡上娃娃的心里，日日夜夜，催着他往外头长。
　　它静静地蹲在那里，不再出声。可我知道，我这一生走得再远，魂儿里总响着它最初的电流沙沙声，和母亲按下播放键时，那一声清脆的“嗒”。那是光阴的开关，一按下，整个童年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