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左来说，考上大学属于非常幸运，录取到化学系，是心想事成。当时还填报了数学专业，并不是他对数学有兴趣，而是根据要求，必须填写两个志愿。张左高考分数还可以，他担心会被数学系录取，随着录取越来越近，对数学兴趣越来越淡，担心也越来越重。事实上，不仅对数学兴趣不大，对化学也是自以为有爱好。中学化学老师是隔壁班主任，他喜欢她班上的一位女生。吴姨女儿素素是工农兵大学生，学的正好也是化学，张左对她一直有些暗恋。于是阴差阳错，化学纯粹成了一种情结。
　　与张左一同进入大学的张希夷，当时也面临同样困惑。粉碎了“四人帮”，高校迫切需要引进一些人才，张希夷同时被中文系和历史系看中，也就是说，那时候中文系和历史系都想要他，或者说都可以要。张希夷有些为难，一方面，两个系都要他，另一方面，两个系老教授都还在，和真正有学问的老先生相比，他知道自己远不如他们。张希夷的诉求并不复杂，在博物院他只是普通职员，这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第二年就要退休回家。进入高校，意味着还可以再干几年，可以延迟退休。最后同样是阴差阳错，他选择了历史系，选择了考古专业。
　　说起考古专业，张希夷也算正牌的科班出身，当年在中央大学学的就是这个，留学美国，学的也是这个。然而他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大多数时间所做的学问，与考古基本上没关系。当时中文系的一号老先生与张左外公是好朋友，年纪比魏仁都大，学问也更好，已经八十多岁，对张希夷知根知底。张希夷登门请教，虚心聆听意见，老先生力主他先去历史系，具体落实在哪个专业，并不重要。先进了高校再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时不我待，真要有心想做学问，在哪都行，只要能做就行。
　　时间退回到四十年前，1937年的初夏，十八岁的张希夷中学毕业了。他当时绝对想象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六月初，通过了自己学校的毕业考试，紧接着七月初，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会考，会考及格，领取中学毕业证书。有了这一纸证书，才能获得报考大学的资格。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左的曾祖父张济添逝世了，张济添有过功名，张家是世家，就算是有些破败，丧事也不能从简。张希夷是长房长孙，这个规矩那个礼数，一样也不能少，磕了无数头，烧了无数纸，续了无数香，最后自己也生病了。请医生来看，说是受了风寒，中了邪气，需要服中药。
　　这一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也就是俗称的“五大名校联考”。虽然是在病中，联考本身并不紧张，还能够对付，张希夷对考试内容很快就忘了，可是所服食中药的那个苦，却一直牢记在心头。做试卷的时候，他喉咙口全是残存的药味，那种苦涩让人作呕。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这次联考，张希夷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自己当时的状态，活脱脱像个新婚后害喜的孕妇。
　　如果不是后来教科书上反复提到，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张希夷对发生在北方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完全不知晓。会考终于结束，他的风寒也好了，喉咙口连绵不断的苦味，那种动不动想吐的感觉，不再让他烦恼。天气非常热，热得让人无法睡觉，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仿佛生活在火炉之中。会考后的各地试卷，集中在中央大学评阅，就在这时候，抗战突然开始了。对于南京人来说，真正的抗日战争，从上海的八一三抗战开始。这是真刀真枪地打，很快，日本人飞机到南京来轰炸，一时间死伤无数，群情激昂，人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募捐、呼喊口号。
　　那是个动荡和激动人心的年代，就在这时候，张希夷被中央大学历史系录取。这也是预料之中。他的英文和古文成绩很好，与其他同学相比，不只是很好，相当突出。张希夷父亲是大英帝国留学生，学习法律，谈不上有多大出息，法律在中国根本没什么用，对儿子的英文一直抓得很紧。张希夷的古文受教于祖父，老人家从小就让他背古文，背了一篇又一篇，张济添相信只有背诵，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进了历史系，张希夷攻读的是考古专业，这也是他爷爷张济添的遗愿。
　　录取的是中央大学，这所大学校址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可是张希夷没在南京上过一天课。刚报到，学校便西迁重庆，一路颠簸，到达重庆不久，南京沦陷了。大学四年，张希夷算不上用功的好学生，也不能算是不用功的坏学生。国难当头，大家心思很难用在学习上，有一段日子，张希夷兴趣完全不是考古，他更想研究中国的改朝换代，对农民起义兴致盎然。当然也只是脑子里想得多，或者因为老师的课讲得好。大学毕业前，一度还想报名参加远征军，他外语好，可以当翻译，为盟军服务，结果去报名的途中，遇上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看见壮丁像螃蟹一样被捆绑着，就果断地放弃了从军的念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