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延河》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小说组组长路萌、小说编辑路遥，参加陕西省咸阳地区文化局在西北国棉一厂召开的小说创作会议。当时还是回乡青年、正在水库工地当民工的作家黄建国，是作为乾县文化馆推荐的业余作者有幸参加这个会的。会上，黄建国见到了操着浑厚浓重陕北口音、微微偏着头不停地吸烟的路遥。
　　黄建国是当时咸阳地区13县业余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延河》编辑部3个参会的编辑都很重视他，决定将他的一篇2000字的小说带回编辑部留用。当3个人得知黄建国这次来咸阳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时，他们都很惊讶，遂商量让黄建国会后去西安，到《延河》编辑部改稿。这是给黄建国一次走进大城市的机会。路萌详细地告诉黄建国乘车路线，路遥则画了一张线路图。
　　几天后，黄建国去了西安，被安排在省作协隔壁的一个小院住下。路遥过来看望他，并建议他先去兴庆公园和动物园逛逛，还叮咛黄建国，保存好车票、门票，编辑部会给他报销。于是，黄建国第一次看到了公园里的湖、动物园里的大蟒蛇和猴子。两天后的一大早，路遥神情严肃地来找黄建国，告诉了黄建国一个可靠的消息——上大学要考试了。他说，你是继续在西安停留，还是赶快回去复习功课？这是一件大事。和路遥当年急切上大学的心情一样，黄建国说，我马上就坐车回去复习。
　　这就是那个年代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因为黄建国是《延河》的重要作者，所以1985年我进入省作协工作起就认识了他。有那么几年，最常听见黄建国说的话，总绕不开“遗憾”与“焦虑” —— 《女友》杂志的编辑工作占去了太多时间，让他在文学创作上“分心”，写的小说少了。每次他皱着眉说这些，我都忍不住劝他：“在《女友》这些年，你见了多少人生百态，生活质量也提升了，少写几篇小说又何妨？”
　　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延河》编辑部常年的经济压力让我明白，口袋空空时，难谈文学的高雅。我也常对来投稿的困难作者说：“先顾生活，再谈创作。”记得当年有一位从外省来西安的女作者，她攥着几页写满字的稿纸，声音发颤地说，丈夫生意亏了本，连房租都交不起，想着自己爱写作，或许能靠稿费救急，末了还小心翼翼问：“稿费能有多少？”
　　我心疼她的窘迫，却也只能如实说：文学期刊撑不起“生活消防队”的角色，没法立刻解燃眉之急。
　　说回黄建国，他的焦虑和这些“功利”无关。他“向往纯粹的写作”，这话半点不假。早在 1978 年上大学前，他就发表过作品，兰州大学还专门为他开了作品研讨会。生活里的他，是出了名的“好人”，做事周到，待朋友掏心掏肺，没一点脾气，可一到小说里，他像变了个人——理性得锐利，批判得较真，字句间全是锋芒，半点不妥协。他的文字也像他的小说风格，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就像《终结者》里的施瓦辛格，没有多余脂肪，全是紧实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他还能不动声色地织出小说的氛围，像蜘蛛结网，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结构缜密，让读者不知不觉就陷进去。
　　黄建国是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教的就是写作，利用课余他曾认真做过《女友》的编辑、主编和文稿总监。可文学于他，早已是“身体的一部分”—— 像毛细血管，看着不如动脉起眼，却碰不得，一伤就疼到骨子里。所以工作占了创作时间时，他总焦躁不安，可他对自己实在太苛刻了：即便在“压力最大”的日子里，他也没停止过写小说。
　　2002年第2期《延河》上，黄建国小说专辑发表了两篇短篇《从梅庄到保当村》和《较劲》。在《从梅庄到保当村》里，他少见地用了抒情的笔调，写一位老人把一辈子的爱情，藏在当年和爱人走过的路上，刻在约定好的那棵树下；《较劲》则是典型的“黄氏风格”，文字干净利落，情节层层推进，氛围渐次浓烈，直至人物与读者的心理都不堪重负。《较劲》很快被《小说月报》转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还曾商谈过改编事宜。
　　2003年《延河》又刊发了黄建国的中篇小说《梅庄的某一个夜晚》，小说中的梅庄，“如同汹涌黑水的黑夜”笼罩，欲望如荒野磷火般窜动：权力、金钱、性、运势的诱惑让人沉沦，贫穷、疾病、死亡的威胁令人恐惧。黄建国像位冷静的解剖师，既带着批判意识，又饱含悲悯，为笔下人物做了一次彻底的“病理切片”。他让梅庄人渴望“心堡”—— “又干净又亮堂”的安宁之地。这何尝不是他对人性的温柔期许？
　　那几年，黄建国将所有故事与人物都安置在“梅庄” —— 这个关中普通村落，成了他小说的“注册商标”，更像一座被他勘探多年的富矿，素材取之不尽。《梅庄的某一个夜晚》后来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老作家林斤澜亲自点评，2005年12月还斩获该刊“优秀中篇小说奖”，我也沾光得了个“责任编辑奖”。
　　如今不再听到黄建国说“遗憾”与“焦虑”，我也没有机会再劝他“知足”。或许他依然和自己较劲，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只是想把心里的“梅庄”写得更真，把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度，传递得更远。盼着他和他的梅庄，能一直给文坛、给读者带来惊喜——毕竟，这样纯粹的写作者，这样有温度的故事，从来都该被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