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县北埝上的槐树还没发芽，王学忠已经蹲在自家门墩上磨刀。四月的风从八支渠吹过来，带着去年冬灌的潮气，把他的蓝布帽子掀得一翘一翘。刀是祖传的“二长一短” ——长刀宰羊，短刀剔骨，长刀切肉，短刀刮膜。磨石在脚边画出一道月牙，水迹里浮起半个县城的灯火。
　　那年他三十出头，却能把一条羊脊骨拆成十二节，节节不带刀痕。棚子搭在四路口，帆布是回收的军用帐篷，白天晒得发白，夜里透出灶膛的红，像一面鼓胀的帆，载着澄城最早的一锅羊肉汤，悄悄驶进改革开放的黎明。
　　国营饭店的灯熄得最晚。
　　王学忠把“杨师”请出来，要先穿过端正街的门店，然后再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巷子，巷子边的石子缝里开满了粉红色的喇叭花。杨更申师傅国营食堂的工作服还没脱，衣款陈旧却异常整洁，领口洗得发亮，像被岁月镀了一道光。两人钻进帆布棚，棚顶吊着六十瓦灯泡，汤晕把灯光晕成毛玻璃，照得人脸像浸了水的年画。
　　一瓶“高脖西凤”，一盘油炸花生米，锡壶在炉膛口烫着，壶嘴吐白龙。
　　杨师先呷一口，舌尖抵住上颚，发出“嗒”的一声，像给老汤点泖。
　　“学忠，你闻——”
　　王学忠闭眼，花椒的麻、良姜的辣、草果的腥、丁香的苦，在鼻腔里交织流淌。“汤分三层，油、水、骨。油要金，水要清，骨要白。”杨师用筷子蘸酒，在案板上画三道：最上一道是月，中间一道是眼，最下一道是雪。
　　王学忠把这三道记了一辈子。每天早晨的五点半，王记羊肉馆的汤就开了。帆布缝透出白雾，像有人在里面抽烟，抽的是羊骨、桂皮、老咸盐。外面三四个人，攥着刚领的工资——毛票叠得比刀还挺，走到案板前。
　　“王师，三个肥瘦，一个纯瘦，都加点血和肚子，给肥瘦切片油肠！”
　　王学忠拉长尾音：“乡党，你来了，哎呀，刚开锅。”刀下肉片薄厚均匀，有菱形的、方块的、长形的，搭配完美。两毛五一份，碗里堆得高高的，他随手再添了两片羊杂，让人感觉满意实惠。烧饼是现打，澄城面粉厂的“特一粉”，加酵面、引子、碱水，揉到“三光” —— 面光、盆光、手光。董寅老汉打馍敲那几下擀杖攒劲得很。敲完用掌心在案板上一按一揉，饼坯便生出漩涡，像洛河里的回水。再蘸一把芝麻盐，星星点点，贴到炉膛，烤到焦黄。麦香和肉香两股香在棚里融合一起，那叫个绝。老汉拍一下手，快速从炉膛夹出一个烧饼扔到案上，烧饼中空、金黄、酥脆。
　　“端肉！”一口下去，先是饼的焦香，再是肉的鲜香，最后是汤的清香，像三场戏同台，锣鼓点敲在舌尖、鼻尖、心尖上。
　　送来的羊是“同羊”，尾巴像棉帘子。棚后立着像单杠一样的架子，挂了五六副肉序子，小徒弟把送来的羊“嗨”的一声挂在了序子上，就开始剔羊、大卸八块。抓紧时间还要灌肠、烧羊头、洗羊肚、劲羊血，整整得四五个小时。
　　整理完毕，要把案板刷三遍：第一遍用热水，第二遍用碱水，第三遍用清水。天快亮时，捞肉整骨，把棚子收拾得立立正正，刀归架，勺归钩，连炉灰都拍得整整齐齐。
　　每年的九月十三古会，棚子外都排起长龙，王学忠衣服外罩了一件的确良白褂，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两条青筋，像爬在骨头上的老根。他先撇油，汤勺贴着汤面走，把明油盛进瓦罐，数小时后就会变成像玉一样润白；再吊汤，加入羊骨，纱布包裹着十几味中草药沉到锅底，文火咕嘟，汤缩一成，味增三分。据说古会上最多一天卖过十三只羊。
　　茜女从小在棚子里爬。长凳是她的摇篮，面团是她的橡皮泥。五岁能擀饼，七岁能切肉，九岁会品汤，十来岁就有了美食天赋。王学忠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只把汤勺往高处的钩上一挂：“女儿家，莫碰腥。”
　　王学忠端起碗。他轻轻吹一口，汤晕就像月亮碎了又合上。喝下一口，喉咙里走过一条渭北高原的河，河两岸是杀声震天的集市，也是麦苗返青的田野。
　　“爸，味对不？”王茜问。王学忠不答，只把碗底朝她一亮——一滴不剩。那碗底刻着一行小字，是他当年用钉子偷偷划的：汤是活的。
　　而今，王茜在西安一处幽静之处，继续着她的“大唐水盆记”，不为营利，只为健康，传播文化，心淡茶香。徒弟建利也在澄城开了羊肉馆，把学忠师傅请回到店里坐镇。年迈的师傅每晚依然要把汤勺挂回高钩，那一刻心是甜的。月光从门缝照进来，像岁月趟过了那四十六年的时光，照到了老先生脚边。他看看那块写着“非遗传承、匠心永具”的牌匾，心里暖暖的，眼睛微微带着光——两代人一碗汤，老汤又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