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都有绰号，多半是旁人给安的，我这绰号却不一样，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起的。说起来也怪，这名字听着不怎么顺耳，却跟着我走过了大半辈子。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代人不仅日子过得紧巴，就连书也是稀罕物，能安安稳稳看书的时间更是金贵。那会儿村里没拉电灯，家家户户就靠一盏小油灯过日子。我总爱凑在灯底下看书，母亲却总拿着针线活跟我抢：“你这书能顶饭吃？能顶水喝？”我只好悻悻合上书，瞪着窗外的黑，盼着天快点亮——天亮了，就能借着日光看书了。
　　刚上小学时，我迷连环画迷得发疯。谁家孩子有连环画，我就像块糖似的黏上去，把兜里的糖、手里的弹弓、揣了半天舍不得吃的黄米馍馍，一股脑全塞给人家，就为换个“赏读”的机会。记得有年村里来了个乡干部的儿子，叫红红，住得离我家不远。他家的连环画有好几抽屉，我最忘不了的是那本《红色娘子军》——吴琼华手握驳壳枪的样子，眼睛里亮得像有团火，把我看得心头发烫。为了多蹭几本看，我天天跟着红红转，他让我跑腿我绝不走慢，如果有人和他闹矛盾我肯定是站在他一边的，那点“殷勤”献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上小学和初中，家里给我派了个硬任务：每年必须喂一只羊。每天放学，要么放羊，要么拔草。可我心里总惦记着书，便想出些“歪招”：拔草时，我手脚麻利地往筐子里面塞草，管它是不是羊爱吃的草，只要看着差不多满了，就躲在村外的黄土洼里，找个背风的土坎儿坐下，掏出书就看，生怕回家被父母撞见，又派别的活。回家时候，把草蓬松一下，让大人看着筐子是满满的。放羊时更“绝”：我把羊缰绳放得老长，找根铁棍往地里一插，把缰绳牢牢拴上。羊在圈定的地里慢慢啃草，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一页页翻书。羊自然吃不上最肥的草，可我不管，那会儿书里的故事，比羊吃饱饭重要多了。
　　村里有个叔叔有套《水浒传》，上下两册。叔叔人很好，他看上册，我就跟他讨下册；等他把上册看完了，我刚好把下册翻完，再把上册接过来。这么一折腾，好多故事都看颠倒了，武松打虎看完了才知道他怎么上的梁山，宋江招安了才明白他为啥要聚义，可就算颠三倒四，也看得津津有味。由于才是四五年级，很多字不认识，所以给同学们讲梁山女将琼英飞石击败林冲时，把琼读成（jing）。
　　上了高中，大家都在埋头啃课本，想着考大学、考中专，跳出农门吃公家饭。同学们看的都是数理化、政史地，我却管不住自己，太爱那些杂志和文学书了。学校图书馆只在下午饭后开一会儿，我就天天帮图书管理员提水、扫地、擦桌子。一来二去混熟了，我跟她商量：“张老师，礼拜天早上让我进图书馆吧，您把我锁里面，我不出去，也不让别人进来。”管理员望着我渴求的眼神，答应了。于是每个礼拜天，我揣着晾干的洋芋擦擦和小开水壶钻进图书馆，不敢多喝水（怕去厕所出不去），从早上坐到下午，一口气读《人民文学》《中国青年》，还有那些中外名著。书页翻过的沙沙声里，我像只饿狼闯进了肉仓，拼命往肚子里装东西。
　　可读书这事，从不是白费力的。后来师范毕业成了老师，一个月工资36块5。我咬咬牙，拿出一半工资订了18种报刊。学校在偏远山村，邮递员每次送报刊都得绕远路，见了我就笑骂：“你小子，净给我找活儿干！”可我不管，那些报刊堆在桌上，看着就踏实。
　　1983年1月18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榆林报》登了我写的消息《四社员合办结柳组》，不到100个字，却是我的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我把报纸揣在怀里，摸了又摸，像揣着块暖玉。没多久，《陕西农民报》又刊登了我采写的《红枣大王的诀窍》。那年我被榆林地委宣传部和《榆林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跟新闻结了缘。
　　旁人总说我“懒”：农活能躲就躲，家务能溜就溜，父亲见了总叹气，母亲说我：“你懒成这样子，将来找媳妇也难。”我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了，母亲生我时，盼着是个闺女，结果又是个小子，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又”。后来见我总抱着书不干活，斗大字不识的父亲便在“又”前面加了个“懒”字，“懒又”这绰号，就这么叫开了。知道我小名的人不多，知道“懒又”的，更是没几个。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真懒。那些别人用来锄地、挑水、喂猪拦羊的时间，我都偷偷用来啃书了。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书是我的粮食，是我的光。我父亲叫我“懒又”，许是带着点嗔怪，可他从没真拦着我看书——他知道，他这个四儿子心里，有比干活更要紧的东西。
　　如今再想，这“懒又”的绰号，哪是骂我，是替我记着：在贫瘠的岁月里，我曾拼了命地，往心里装过一片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