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赞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厌恶没有是非观念的乡愿之徒。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中国人树立起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为后世所乐道和景仰。陶渊明曾表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李白也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临危不惧，取义成仁，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些心理特征从命名和姓名史料中也能反映出来，如陶渊明在挂冠归田、躬耕自资之后，就自号“五柳先生”，并作传自况，将自己“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高风亮节和傲骨衷肠表现得生动真切。顾炎武、八大山人、牛石慧等人的改名更号，也体现出明末遗民对故国江山的深挚眷恋，对异族入侵的切齿痛恨，一股浩然正气仅从名号上亦可见出。
　　中国人的性格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依附顺从、忍让为先。所谓“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明代的杨洪道更具体地告诫人们要忍触、忍辱、忍恶、忍怒、忍忽、忍欲。在命名中，忍、顺、让、克等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如佛教禅宗五祖名弘忍，南宋末抗元将领有张顺、范天顺，明代有文学家唐顺之，清朝有将领特依顺，唐末黄巢军将领有尚让，唐末沙陀部落首领有李克用，另外如克忍、克恕、忍之、来顺、百顺等名字，在现实生活中亦屡见不鲜。
　　这种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退隐谦让、苟且偷安，给民族性格带来不少消极的东西。陈独秀当年曾感慨地说：“ 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 …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也曾说：“一个强调相互依赖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在情感上必定趋向于较不形于外的，由于他的成果必须为他的整个家庭、宗教甚至社区所分享，他的成功并不只带给他一个人的快乐，一如他的失败，并非全是他一个人的忧愁……当人通常是独来独往时，胜则乐极，败则悲极，而经常与他人分享情感者，则不易有强烈的爱和恨。”只要分析一下命名排行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关注的并非你是谁，而是你是谁的子孙、谁的兄弟姊妹。如常见的继祖、绍嗣、续宗等名字，就给我们从纵向暗示出某人是某家的传人；而双字名中的以一字表排行和单字名中的以偏旁部首表排行，及宜妹、招弟等名字，则从横向告诉我们谁与谁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之间利害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样纵横交错，从命名上就把每个人编织在血统和情谊的网状组织中，在这个网中，大家彼此间就必须互相依从、互相迁就、互相忍让。这倒正好印证了张光直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段论述，他说：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社会人类学者称为“分枝宗族”（Segmentarylineages）的亲族系统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的父系氏族实际上是由许多由系谱上说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成的；这些宗族经过一定的世代后分枝成为大宗与小宗，各据它们距宗族远祖的系谱上的距离而具有大大小小的政治与经济上的权力。
　　久而久之，那些举世誉之而不加喜，举世非之而不加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智大勇、特立独行之士，也就被扼杀掉了。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无疑是有害的。
　　在思维模式上，中国人具有历史思维的特点。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历史“在透视之下或许有两种模型：追本溯源的，回到遥远的过去以建立起一个传统秩序；或者是展望前景的，将这种过去作为开始塑造未来的起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倾向于追本溯源，慎终追远，以过去为价值取向，将祖先和圣人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儒家讲要“复古”，要复“封建”，讲“三代之治”；道家讲要返归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蒙昧而又素朴的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