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作家、编剧，创作长篇小说《爱情永远是年轻》《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五湖四海》等30余部、中短篇小说近300篇，著有各种文集100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百花文学奖等。

    石钟山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体量很大，您是如何保持创作激情的？
　　石钟山：我的创作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岁之前的懵懂期、青春的孤独期，这个阶段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向这个世界倾诉，自己的内心走不进世界，世界也走不进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有许多话要向这个世界倾诉。创作时的语境属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就像一位在文学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婴儿，用眼耳鼻舌身心意去感受创作的原始，这个阶段是懵懂的，用新鲜和懵懂去构建与文学的联系，虽然作品发表的数量不多，但足以影响后来的道路选择。这个期间认为文学创作是自己的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5岁到35岁之间，在这10年的时间里，品尝到了文学的甜头，不再为发表作品发愁，自己的文学心也得到了某种满足，这段时间也是人生的关键节点，体悟到了人生不仅有文学，还有琐碎庞杂的世间生活。早年间设定的文学目标，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远，甚至有几度文学被生活所淹没。如果没有36岁之后完成的父亲系列小说，我不敢确定这一辈子是否把文学当成事业。
　　因为父亲系列小说改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正因为文学与影视的结合，在偶然之间让自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从普通作家变成了文学与影视结合的一种现象。名与利都纷至沓来。在有一段时间里，文学成为了自己寻求功名的捷径。在这段时间里，自己的创作量很大，创作的热情更多出于名利的诱惑。这个阶段几乎每一部长篇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现在我把这个阶段创作的作品称之为在迷乱功名下的写作。这个阶段创作的作品，许多都是模式和市场化的。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近几年的创作。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流动的，任何一个作家永远不可能一直占据在风口浪尖儿上，年龄和时间让自己沉淀下来，回头再去打量这个世界，发现原来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以前自己认为的那样，这种茅塞顿开，重新又有了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看法，其实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自己心相的变化。当换了一个角度去打量这个世界和自己时，发现自己又有许多话要和这个世界和自己去沟通，于是就又有了新的一批作品产生了。支撑作家创作下去的最大源泉，就是对自己内心的发掘，内心能量提升了，就是创作的动力。思考内观自己就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就是作品的底色和创作的驱动力。

　　文化艺术报：《问苍茫大地》是您创作的谍战小说，您将这部长篇小说定义为“非典型”谍战小说，为何会用“ 非典型”谍战小说来定义，它和谍战小说有何不同？
　　石钟山：真正意义上的谍战小说，是指潜伏与被潜伏，所有的任务都在地下完成，在典型的环境中完成典型的事件，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特殊任务，以及身份的掩护等等，都构成了谍战小说的惊险、曲折、离奇等要素，这也成了一种类型化操作。
　　《问苍茫大地》从故事一开始，敌人就潜伏到了我们的内部，很快中国大地就解放了，潜伏的敌人已失去了潜伏的意义，完全是为了洗白自己。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安局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挖掘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问苍茫大地》其实是一部抓特务的小说，但它同时又具备谍战小说的诸多元素，自己所要找的特务就在自己的身边，甚至就是自己的熟人，一次次擦肩而过，怀疑并不等于证据。故事仅仅是一种手段，作家通过故事呈现想表达的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目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人都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和蜕变，但唯一不变的是特务的身份，还有未完成的抓特务的任务，小说这一种设定，就成了文学的话题。

 　 文化艺术报：今年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您的谍战小说《一世机密》。谍战小说和影视剧这些年热度不减，您的谍战系列小说是如何摆脱《风筝》《潜伏》《悬崖》这些谍战剧固有套路的？
　　石钟山：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面临着不重复自己和同行的挑战，尤其是同类型作品。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工作的关系，十几年前，我接触到了北京、南京、上海、重庆仍健在的曾经的地下工作者。当和这些老同志进行深入接触时，才真正了解到当年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与我能看到的影视剧作品大相径庭，这些当年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在敌后工作以后和平的日子里，大多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当年隐藏自己身份的办法，就是越普通才越安全。从事地下工作，大多时候只是宏观任务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也很难掌握敌人的全貌工作，上级会把这些渠道得到的情报，进行拼凑整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情报量，这也是组织整体安全的需要，在非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让一条线索得到全貌的工作，以防万一这条线索被敌人破获，对于组织来说损失就不可估量了。我地下工作情报体系，也是在多次的失败中逐渐完善成长起来的。
　　当然影视剧为了好看，塑造的地下工作者大多是全能型的。我创作了一系列谍战小说，有许多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比如《地下地上》《大陆小岛》《东北往事》，到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世机密》，这一系列小说，大都是由原型人物和事件演变而来的，主题有可能重复，但每个当年地下工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又是不尽相同的。特定的环境和特殊的任务只是小说的一种形式，真正的核心是人物不同的命运所折射出的作家对人性的观照。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心境的表达，境是相同的却没有一颗心是重复的。

　　文化艺术报：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认为，您在《一世机密》一书中的细节描写，更显生动精彩。您的小说都很注重细节的描写，这些准确传神的细节都是从哪来的？
　  石钟山：一部小说的结构是骨架，细节则是血肉。没有血肉的骨架永远是没有灵魂的。一部小说的成败，细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察生活、还原生活是作家的基本功，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少不了采访和对史料的掌握，有了这些之后，还要有合理的想象，依据对主人公性格的定位，对细节的选用就有了合理的把握。提炼出准确精到的细节，除了观察生活，采访中得到的、合理的想象也是少不了的，想象不是凭空杜撰，这就需要平时练就的观察生活和还原生活的基本功。
　　我属于后知后觉的人，事情发生时反应总比别人慢半拍儿，但回过味儿来之后，记忆力就像烧红的烙铁烙在记忆的神经上，永久铭刻。当然任何事情都能举一反三，在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身上，鲜活的细节才能柔韧有余。每当提笔塑造一个人物时，时刻想着在这种情境之下，这个人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由事件推演出细节，总能激发起新的灵感。我有个习惯，在完成一个人物塑造时，没有几个鲜活的细节，总会意犹未尽。有时也会因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细节，而产生要创作的人物。这可能也和我以前的阅读习惯有关系，有许多作品的书名都忘了，故事甚至也模糊不清了，但刻画人物的细节仍然挥之不去，从那时开始，我就习惯在创作中追求细节的独特性。

　　文化艺术报：2024年，《清明》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众生平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情永远是年轻》。《爱情永远是年轻》这部长篇仍然和军人有关，《众生平安》写的是小人物励志的普通生活，这种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您是不是写得不多？
　　石钟山：《爱情永远是年轻》，虽然有军人，背景也和部队大院儿分不开，和以往的小说相比，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比较社会化了。几十年的跨度，写了各种人的成长，以及时代的变化，努力让人物的成长和时代贴合在一起，军人的励志以及地方上的创业故事。
　　《众生平安》这部长篇小说，即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故事创作的初衷，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引起的，我身边有许多朋友都是北漂，我也一直关注他们的生活。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前夜，都市也来了许多外省人，这种文化的碰撞和阶级的产生，总会有许多鲜活的故事。在社会这种变革中，背井离乡的外省人，来到都市闯荡，总会留下许多让人深省的故事。
　　因为自己对部队和大院生活的熟悉，一直以来都是以创作军旅文学为主，但并不是不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以前也写过普通人的中短篇小说，比如《基因》《幸福的肾》等，比例不多，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还有一部分是描写东北土匪的系列中篇小说，比如《横赌》《父子》等。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深耕的土壤，对我而言军旅题材的小说，就是我的一座富矿。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我的喜马拉雅》，荣获第20届百花文学长篇小说奖，这部长篇小说和您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作品的内容是解放西藏、驻守高原的一代人，历史和背景都极为特殊，这部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石钟山：作为一个军旅作家，对和平解放西藏，以及驻守高原的军人故事，之前也有所了解，但还没有达到创作的熟悉程度。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受西藏军区的邀请，想创作一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电视剧，我三次进藏，对官兵还有当年进军西藏仍然健在的老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多次采访，不断地去军营，对驻藏的军人，以及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老同志的深入交流和接触，把我之前对西藏军人的片段印象，连成了一体。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背景，还有那一代军人进军西藏，驻守边防，又打通西藏和内地连接的道路，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无法用一部电视剧和几部书所能表达完整的。
　　几次采访之后，我很快进入了电视剧的创作，剧本儿都完成了二十几集，后来因为市场以及投资方的变化，这部电视剧搁浅了。但这一段独特的生活使我怎么也放不下，觉得不创作出一部反映西藏官兵的作品，对不起为和平解放西藏付出的那一代军人，还有为了身后万家灯火，仍然默默牺牲奉献驻守高原的官兵，于是我创作了《我的喜马拉雅》这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虽然顺利发表了，也有了部分口碑，但总觉得这部描写西藏军人的长篇小说还是太轻浅了，在我的心里不论多少文字、多么大部头的作品，都难以把西藏的军人写全写透。也许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写一部描写西藏军人的长篇小说，以补偿心中的遗憾。
















　　文化艺术报：说起石钟山，总会让人想起石光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的热播，是在2000年，是根据您的父亲中篇系列小说《父亲进城》所改编的，您和电视剧中的石光荣一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石光荣的身上有您父亲多少影子？
 　 石钟山：父亲系列小说是我从1998年陆续开始创作的，第一部创作出来的小说叫《父母大人》，然后才是《父亲进城》。我对石光荣这一代军人当然很熟悉，不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部队大院儿里，还是八九十年代部队的干休所，到处都是石光荣这样类型的人。这是一代军人的共性。我父亲自然也概莫能外。许多中外作家在创作谈中都说，自己的代表作品，一个是写自己的童年，另外就是写自己的家族。从父亲系列小说开始，我才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的家庭、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关于石光荣这个原型，到底有多少父亲的影子，有许多人也问过这个话题。我不好用百分比来概括。总之我创作父亲系列小说时，眼前总是飘动着父亲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和对我们发脾气时的样子，也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审视父亲和自己家庭的关系。
　　因为父亲这一代军人他们之间太像了，从出身到成长经历，以及进城之后从组织家庭，到家庭矛盾的产生，对子女教育的方式，如出一辙。除了父亲的影子不断地从我脑海里飘出来，邻居胡伯伯、王叔叔等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也掺杂在一起，可以说我创作父亲系列小说，是我创作当中最顺利的，细节随处拈来都恰到好处，甚至他们说话的腔调，一切都是因为我对父亲这一代军人的熟悉。
　　我父亲和胡伯伯、王叔叔等人一样，他们的生命虽然是分开的，但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形象是时代造就的。

　　文化艺术报：创作父亲系列小说时，以父亲这一代老革命为原型，毕竟是要把自己的家庭呈献给读者，在创作中有没有顾虑？
　　石钟山：早在创作父亲系列小说之前的几年，就有写父亲的冲动。那会儿的阻力很大，首先觉得不好处理作者和父亲的关系，一味地说好话，违背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如果写父亲这代人的短处、缺点和毛病，在小说中批判意味还很浓烈，在电视剧中把批判的态度用一种客观的处理方式淡化处理了。在这期间总觉得是在说父亲的坏话。其实这种担心和心理障碍，是创作的大忌。生活就是生活，文学就是人学。当跳离生活把创作的表达当成艺术创作之后，这种顾虑就少了许多。但当提笔写父亲时，仍然有这样的顾虑。甚至想到父亲如果知道我这样写他，他是如何发脾气，用什么语言骂我，这些细节我都想到了。后来我又想到父亲很少看小说，写出来他也不会看到，我的心随之就安稳了许多。
　　电视剧热播之后，他和他的战友看到电视剧之后，不论喜欢与否，木已成舟，都已经无法改变了。在一片对电视剧的赞扬声中，他的怒气也化解成了对我的认可，让父子的关系走得更近了。

　  文化艺术报：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让观众记住了石光荣这个角色，不仅是军人的后代引起了共鸣，许多没有军人经历的观众也对这个角色产生了认可。对写作者来说，一部小说的创作，人物形象是不是首要因素？
　　石钟山：任何一部小说都离不开人物，阅读小说，读者关注的是人物命运，人物形象设置成功，让读者会有代入感。为这个人物喜或忧，只有人物形象立得起来，读者才会对这个人物产生共鸣。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也决定了故事走向，人物是否精彩，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成色。我不知道别人的创作习惯，对我而言，是先有了人物，才有了故事，故事赋予的社会属性，是小说的第二灵魂。因此对于作家来说，人物是文学作品中的第一灵魂。

　　文化艺术报：《父亲进城》是您父亲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创作这个系列中篇时，您已经转业到了地方工作，为什么在部队时没有创作这个类型的系列小说？
　　石钟山：在部队时我也想过创作以父亲为主人公的小说，可一直没有找到舒服的叙事角度，审视父亲的经历时，更多的是刻薄批判，离开部队后，突然对部队产生了另一种情感，是怀念，也是记忆。和部队拉开距离后，突然有了创作上的审美，再次审视父亲这代军人时，就产生了许多包容和同情的成分。
　　以前对父亲这一代军人的种种不理解，突然如坚冰一样消融了。再去看父亲们，多了温情，似乎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离开部队这个大家庭，是眷恋，是对曾经青春生命的又一次总结，父亲这一代军人从十几岁参军，一直到离休，他们对部队的情感，远远超越于我们这一代军人。他们是战争年代历经生与死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部队的情感以及生命的认识，是我们晚辈远远不及的。
　　文学需要距离的审美，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父母时，又何尝不需要距离呢？

　　文化艺术报：父亲系列之后，您又创作了《大院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的系列小说，自己的创作为何在不断地调整方向？
　  石钟山：任何题材的创作，都有疲劳的时候。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新的发现和开掘了，创作的热情也会随之锐减。再勉强写作下去，也是只能重复自己。
　　《大院子女》的创作，其实是在写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经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部队大院里生活着一群野生野长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经历以及在特殊的年代中发生的故事，是80后、90后出生的人无法想象的。当然创作这些作品时，许多鲜活的人物和细节也都是信手拈来的 ，因为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完成这样的作品，也是在向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告别。
　　哥哥姐姐们的系列小说，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写作的，哥哥姐姐们已经退休，就像当年父亲一样，成了生活的边缘人。因为对他们的稔熟、对那段生活美好的记忆，我用一种温情和暖色在写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成长经历，因为自己也到知天命的年纪，更能体会哥哥姐姐们的成长。这是特殊一代人共同成长的经历，带有不一样的历史痕迹。他们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换了题材之后又有了新的倾诉欲望，让自己的创作重新又饱含了激情。也许有一天对父辈们又有了重新的发现和认知，父亲这一类型的题材还会写下去，让更多的读者记住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和已经消失的那一代人。

　　文化艺术报：您的许多作品都改编成了影视剧热播，您自己也是编剧，导演、小说家。做编剧和导演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石钟山：我有三十几部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1000多部集，有的作品获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
　　自己也做过许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编剧和写小说不同在于剧本要贴着生活创作。除了戏剧化之外，要还原生活的烟火气，对话要更接近于口语。小说是个人化写作，剧本则是属于大众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剧本指指点点，发表意见，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的观众。为了让更多的人满意，剧本要不断地进行修改。
　　导演是在剧本的基础之上进行二度创作，剧本基础很好，其实做导演就是一个行活儿和体力活。影视剧发展到如今的成熟阶段，已经有了流水线工业化的味道。导演想在一部剧里脱离开剧本彰显自己的个性和想法，是很难做到的。导演最大的工作，是调配好演员，把角色完成好。只要导演把剧本中的人物理解足够透彻，调动演员的表演潜质贴近心目中的人物，这样的导演就是及格的。

　　文化艺术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部队，对创作有何影响？
　　石钟山：我199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一直到2002年年底又回到了部队，在地方工作了5年半的时间。我是16岁参军入伍的，所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括自己的生活规律，都是在部队养成的。第一次参军入伍在部队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对地方的工作习惯和生活状态了解甚少。思想和行为轨迹都在一个既定程序里运行，在创作中对题材的辐射性，以及对人物的洞察上都有许多局限性。
　　离开部队之后，熟悉适应了地方生活，自己的创作思路也随之打开。在设置人物时，多了社会属性。第二次入伍之后，除了对军人多了一层了解之外，观察生活的角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于创作来说，不仅是在空间上有了更广的拓展，从题材上也更多样化。
　　所以我的经验是，作家要不断地跳出既有的生活领域，到自己不熟知的领域多体验生活，自己的创作思路才不会枯竭，创作热情才会持久地饱满。

　　文化艺术报：军旅文学一直是热点，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和作家。当下军旅文学该如何创作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
　　石钟山：军旅文学一直为读者们喜爱，最重要的一点是军旅文学传递出的阳刚美学，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的特色，加之部队生活的神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到新时代的《高山下的花环》《地球的红飘带》《东方》《红高粱家族》等等，都很受大众欢迎。
　　创作任何题材的作品，都面临着吸引更多读者的考验，在吸引读者方面，军旅文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论是写历史还是当下军旅生活，只要把部队阳光积极乐观以及英雄主义的特点写好，题材贴近生活，军营的生活神秘而不封闭，与社会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角度新颖别致，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去欣赏阅读。

　　文化艺术报：您喜欢阅读，至今还保留着每天阅读的习惯。平时一般您都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籍？
　　石钟山：阅读根据年龄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之前阅读的大都是文学作品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因为写作需要赶上同行们的步伐，作家之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这些文学著作中，外国的作家作品居多。少数喜欢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会经常阅读，不论是单行本还是刊物，只要在圈内有些反响的作品都会找来阅读。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不像以前那么浮躁，之前看不下去的作品，比如《道德经》，王阳明的《心学》《传习录》，包括《黄帝内经》，只要心静都会去阅读。读这类作品不像读小说，总是读得很慢，有些章节需要反复阅读，甚至一两年之后会再重读，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感受。
　　当然阅读同行的作品也是少不了的，只是花费的时间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现在耐读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了，和媒介的变化，以及作家的心态有关，自己也不例外。克服浮躁的心态，让自己成为一个思考的人，一直是自己内心所追求的目标。

　　文化艺术报：您16岁参军，在雷达部队任汽车驾驶员，在基层连队任务繁杂，还有时间阅读吗？
　　石钟山：因为年轻，求知心切，对阅读如饥似渴。的确在基层连队，除了日常的运输工作，夜晚还要站岗放哨，但只要心里喜欢，总能挤出时间阅读。我的阅读时间大都是在晚上，别人休息之后，到洗漱的房间里阅读，那里有一盏15W的日光灯，夜晚一直开着。有时在连长指导员查完床之后，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用被子把自己蒙住，打着手电在被窝里阅读。
　　每到周末休息的时间，就跑到城里的新华书店，把能买到的文学名著一网打尽。有时也利用晚上站岗的时间，在院内的廊下阅读，有时因为阅读入迷，耽误了换岗，替别人又多站了一班岗。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当时我所在的团部有一个阅览室，不仅有一些书籍，还有一些杂志，比如《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都是我阅读的最好资源。从那时开始知道了什么是小说，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区别。
　　当时阅读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因为喜欢，并不觉得艰苦。

　  文化艺术报：从父亲系列到兄弟姐妹系列小说，都有您家庭的影子，聊聊家庭环境对您的影响。
　　石钟山：虽然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回想起来其实和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所受的教育都相差无几。最突出的一点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粗放式管理。孩子们犯了错，父亲抡起皮带抽打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绑在院子里的树下向邻居示众也是家常便饭。虽然父母没有更多的大道理，什么事能干和不能干这条底线是不能逾越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男孩子都淘气，比如经常在外面打架，只要不把对方打坏，对方家长不找到家里，父母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老师或家长带着被打伤的孩子来到家里，父母才会象征性地过问。冲对方好话安慰甚至拿医药费是少不了的，但对我们的责备总是象征性的。父亲经常向唠叨的母亲说，男孩哪有不打架的，以后上了战场才能保证打胜仗。从此我们养成了不惹事儿但也不怕事儿的习惯。

　　文化艺术报：您1984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热的雪》，是您的处女作吗？
　　石钟山：在这之前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热的雪》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来自哪里？
　　石钟山：如果说文学启蒙，应该是从阅读开始的，记得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便开始阅读《水浒传》这样类型的文艺作品，养成了阅读兴趣之后，凡是当时同学之间能借阅的书，都看了一个遍，许多小说没皮儿没封底，读完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即便这样也没有影响阅读的兴趣。

　　文化艺术报：1989年您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这段学习生活对您创作有何影响？
　　石钟山：之前的创作完全是在业余时间里独自摸索，没有人可以交流。到了军艺之后，许多同学在创作上已经很成熟了，同学之间不仅在创作上可以交流，在文学上系统地进行了学习，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提高了一大截，可以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习生活，让自己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创作了八部中篇小说、十几个短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国旗手》获得了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这是您第一次获大奖吗？
　  石钟山：在这之前我的短篇小说获过《萌芽》文学奖和《上海文学》奖，作为影响最大的《小说月报》百花奖，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大奖。

　　文化艺术报：您的创作生涯已经超过了40年，在创作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
　　石钟山：说到创作瓶颈，每当开始创作一部新作品时，和以前作品相比都是瓶颈，作为作家不仅要超越自己，还要超越别人。在创作上我不是天资很高的作家，这么多年的经验让自己明白一条道理：写不下去或者写不出新东西时，就去阅读，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创作，就有了新的发现，遇到的创作瓶颈自然而然就会超越了。

　  文化艺术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石钟山：耐得住寂寞，真正热爱文学这个事业，加上勤奋好学，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成为作家。

　　文化艺术报：AI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
 　 石钟山：目前还没有，AI只是我的创作工具，查找资料、分析作品等，是好帮手。目前觉得AI的水平，还代替不了作家，比如思想细节等等。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的作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石钟山：坚持自己走的路，热爱是最好的事业，用你的笔和世界沟通，相信自己播下去的种子，迟早会有发芽那一天。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