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缩微的博物馆和档案馆
　　文化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又是社会历史构成的参数，因此，当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现象无法严格区分的时候，人们就笼统地称之为社会文化。著名文化史学家怀特曾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它穿越历史，从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最后，人们终于理解到，决定文化的因素就存在于文化流程自身之中；语言、习俗、信仰、工具和礼仪，都是前导或伴生的文化要素和文化过程的产物。”
　　姓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文化过程中前导或伴生因素，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征。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它寄寓着命名者的生命体验和时代精神；从历时性来看，它又积淀着民族文化心理，投射出历史的滤光。作为区别性的符号，姓名并非从来就有，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姓氏和命名制度也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另一方面，姓名这一泓清水中，又映现着历史的倒影，摄录下历史现场上的各种声响，萧遥天就此曾说：

　　眼前如果有一部完备的中华人名辞典，它反映整个中华文化与历史，比什么都更切实具体。偶然捡起一张人名录，肯下功夫深沉玩索，其中告诉你的东西，也许比一篇历史文物的报告还要丰富。

　　姓名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卷轴，它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在前几章中，笔者曾做过详细的引述。另外，姓名还是历史文化的伴生因素，理解姓名，离不开历史的网上纽结；同样，理解历史，也离不开姓名这些时间流程中淘洗出的七彩珠贝。
　　现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制度，即昭穆制、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例，来说明姓名在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昭穆制是指从周代开始的将同姓族中的男子逐代先后相承地分为“昭”“穆”两辈。昭辈的祖先排在中央的太庙的左边（即东边）的昭庙里，而穆辈的祖先则放入右边（即西边）的穆庙里。比如从大王（古公亶父）算起，大王的下一代是大伯、虞仲和王季，均属昭辈；王季的下一代文王、虢仲、虢叔，均属穆辈；文王的下一代是武王，又属昭辈；武王的下一代是成王，则属穆辈。余可类推。可见，昭穆是用于区别父子两代，隔代的字辈相同。这种区别还体现在宗庙、墓冢和祭祀上，始祖庙居中，昭庙居左，穆庙在右。《周礼·春官·小宗伯》云：“辨庙祧之昭穆。”孔颖达《正义》：“祧，迁主所藏之庙。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祭统》中还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左传·僖公五年》所说的“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和“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不过是说大伯和虞仲都是大王的下一代，虢仲与虢叔则是王季的下一代。《左传·定公四年》说：“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晋都是姬姓封国，这里是说曹国的祖先是文王的儿子，晋国的祖先是武王的儿子。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解释，昭穆制是同姓两元性的首领制度，它标志着同一血缘的成员，在礼制上被一分为二，这种分类是基于血缘（姓）和世系（代）两个方面的。
　　宗法制是指在一个共同祖先下面，氏族又可分为若干个宗族，每个宗族的成员彼此都有从系谱上可以追溯下来的血亲关系。宗法最基本的一点，是大宗、小宗的区别。嫡长子孙这一系是大宗，其余的子孙是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这是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军权和政权。余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诸侯、卿大夫等可以类推。
　　在宗法上，大宗比小宗为尊，嫡长子比其余诸子为尊。嫡长子被认为是继承始祖的，所以又被称为宗子。嫡长子的弟弟，称为别子。别子不能与长子即继位的哥哥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一家。这些别子是国君（公）之子，故也被称为公子。别子所封的国名、城邑名和地名，就变成了氏。
　　宗法制是一种人类学上所说的分支的宗族制度，是血缘关系即同姓关系的进一步体现。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对于其余诸子来说，在家族中是以兄统弟，在政治上是以君统臣，这就抑止了统治阶级的内讧，巩固了贵族的世袭统治。历代的统治者都竭力维护宗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郑樵《通志·氏族略》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但从中唐以来，“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案，冠冕皂隶，混为一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