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肉体消逝后，由名字指向的精神和灵魂的流传，仍需要历史的适者生存，只不过这种生存法则是肉身的主人所无法掌控的，而且与这些人生前所信奉的那些理念是不相关的。
　  指定与意义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把语言符号分为三个种类，即专名、谓词和句子。他认为这三种语言符号在其意义上均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即指称和含义（也有人翻译为含义与意谓、指定与意义），指称是由含义决定的；弗雷格还指出，在不同的语境中，符号的指称和含义会有所变化。这一理论对语言哲学有影响，对姓名学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已有学者引用这一理论解释姓名现象。
　  六、姓名学史研究述要
　　对姓名文化和姓名学的研究，肇自先秦时期。在《左传》《国语》以及“三礼”之中，都记录了许多姓名资料，其中有关于姓氏起源的，有关于命名方式的，也有关于题名风俗的，还有许多同姓不婚、避讳和谥法的资料，这些虽非理论研究和有意识的收录，但对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世本》一般被认为是先秦时期重要史籍之一，主要记载从轩辕氏黄帝到春秋时君王、诸侯、大夫等的系谥、名号、都邑、制作等，其中《帝王谱》记尧、舜等帝王传授系统，《诸侯谱》记鲁、齐、晋、秦、楚等三十三国国君谱系，《卿大夫谱》记当时卿大夫四十五家世系，《氏姓篇》则记一百四十九家姓氏的世系。屈原担任楚国三闾大夫之职，掌管昭、屈、景等王族三姓，叙其谱属，以励国士。汉代出现《帝王年谱》《氏族谱》《万姓谱》《邓氏官谱》等谱牒著作。司马迁读牒记，认为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根据《五帝系谱》《尚书》等书内容，作《世表》。
　　西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所以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就对姓氏混称，不再做区别了。西汉时有许多童蒙识字课本，流传至今的史游《急就篇》，开头便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之务之必有喜。”中间列举一百三十二姓，分别是：“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类似后来的《百家姓》。
　　东汉的几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姓氏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辟专章进行讨论。例如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应劭的《风俗通》等，或谈姓氏的起源，或论得姓命氏的方式，或辨姓氏与迷信的关系。
　　南北朝时期是姓氏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为了论证宗法制度的合理性，魏晋以来谱牒之学大盛，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谱牒不过是贵族统治阶级用以维护他们世袭特权的一种身份文件；但从姓氏学的角度来看，族谱和家谱对系统研究姓氏的地域分布、迁徙变化、民族融合和家族制度的内在结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当时先后出现了挚虞的《族姓昭穆记》，综合各地名门大族家谱编成；贾弼的《姓氏簿状》，广集百家之谱而成；贾弼之孙贾渊编《姓氏要状》，又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合十八州世族谱百帙七百余卷。另外还有傅昭的《百家谱》、王僧孺的《百家谱》、元晖业的《后魏辨宗录》、姚最的《述系传》等，共计各种族谱家牒五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谱牒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谭嗣同《〈浏阳谭氏谱〉叙例》中指出：“斯谱牒之学，史之根渊，何啻支流余裔。”著名历史学家陈直也说：“谱牒补史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并著专文论述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研究。
　　唐太宗登基后，承北朝余绪，重修《氏族志》，旨在树立关陇新门阀，压抑山东士族大姓，是南北朝时重门第、流品的旧习在新时代的表现。唐玄宗时宰相张九龄曾撰《姓源韵谱》一卷。宪宗元和年间，林宝编纂《元和姓纂》十八卷，首列皇族李氏，其余姓氏按唐韵二百零六部的顺序排列。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同时记载受氏始祖之源及诸家分支谱系，尤以唐人名姓最详。虽仍袭谱牒之形式，但实为时代之巨著，故不独为谈姓氏者所祖，亦为治史者所偏爱。惜原书已散佚，今本《元和姓纂》是由清代孙星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录出来的。此外还有贾至的《百家类例》、刘知幾的《刘氏家史》《谱考》、王方庆的《王氏家牒》等私谱著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