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杜爱民的名字，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做文学编辑时间不久，西安有一些喜爱诗歌的同事和朋友，常常用亢奋的声调说到几个诗人的名字，并以能提前读到他们的诗歌、与他们有过交往为荣。这其中就有韩东、丁当和杜爱民。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同时收入了韩东、丁当、杜爱民的经典诗作。无论何时，人们在回顾那段诗歌盛世时，这几位年轻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都会使所有热爱他们诗歌的人，在分享他们荣耀的同时，找到了一份节日的快乐和满足。
　　虽然时过境迁，如今韩东很少写诗，却是位独具个性的优秀小说家；丁当则将诗意转移到企业管理上；而杜爱民在十几年里，默默地将诗歌创作的激情，投入到了散文随笔的创作上，由《非此非彼》写到了《眼睛的沉默》。
　　在《延河》编辑发表杜爱民《在安康和汉水上游》时，我就被杜爱民沉静的文字打动，不由得跟随他一路在安康和汉水上游，把“城市的忘却”找回来，把“心灵在自然的嘱托中形成的东西变为智慧”。
　　杜爱民在散文《刀疤》和《城墙上的风》里，有关于西安城墙的描述，一群在西安城墙根长大的孩子“从七八岁开始，都能够从几乎呈直角的城墙水道砖棱牙子上熟练地爬上爬下”。这样的字和经历，让同样在城墙根生活多年的我，霎时对西安城墙产生了浓郁而复杂的热爱。每每站在城墙根下，我也陡然产生了杜爱民类似的感受，仿佛西安城墙将带着它那伟大而沉重的历史“整个要扑面向我倒下来”。
　　《城墙上的风》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杜爱民沉静、自然、诗意的文字之中，饱含着柔软的、温馨的情愫。为给在街道工厂上班的妈妈送去热乎的饭菜，二姐“在课间休息时跑回家，将蜂窝煤炉打开一半，在锅里放上事先洗好的苞谷糁，再搁进半勺碱，又跑回学校”。待杜爱民放学后，提着二姐准备好的一层盛着苞谷糁、一层装着咸菜或炒萝卜的饭盒，将馍袋缠在裤带上。为躲避坏小子们的拦截和无辜挨打，不能走正道，只有爬上城墙快速把饭送到妈妈手上时，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杜妈妈一道，“眼眶已经涌进了泪水”。点滴生活的写照，平常、素朴中闪亮着温暖的火光。
　　城墙上的风，吹拂着杜爱民正常而沉静地成长，也唤起了我们对风划过西安城头留下的历史印痕，做重新的认识和思考。《春天纪事》《仁义村》《藻露堂》《书院门》《枫园回忆》……杜爱民在旧址旧事中，触摸着历史尘埃下的真实生活，打量着《路灯和马蹄的岁月》、物事变迁。那些生活中的普通人，那些在经历动荡年代重新构造出来的“灵魂”，那些在知足常乐中，在平凡简朴的事物中获得幸福的小人物，还有在打捞历史中获得的经验和认知，深深地镌刻在杜爱民的记忆中，并成为有声的文字，踏实地站立在土地上。
　　阅读杜爱民笔下的文字，我们无法忽略一个催人泪下的细节。当《4路公共汽车》载着身心极度疲惫的杜爱民，去守护生病住院的母亲时，坚强的母亲，“表情安详得让你看不出她在忍受着病痛的残酷折磨”“母亲紧闭双眼，像平时那样安睡。其实她根本无法睡去，只是在难受得无法支撑的时候，才睁开眼睛，看着我。疼痛迫使她睁开眼睛，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痛”。诗人的杜爱民，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把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与诗歌般精粹凝练的文字两相糅合，熨帖得天衣无缝炉火纯青，令我们在心痛中产生感动。
　　相信如果杜爱民涉足小说创作，他也能驾轻就熟。在《1975年的琴声》《难忘的左手》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爱民具备小说创作的特质，而我当时也就是按小说体裁编发的这两篇文章。其实无论是以何种体裁进行创作，情感世界永远是作家们需要开垦的土地，杜爱民很机智地利用了他的情感资源，为我们创造了日常中朴素、激情中安详、沧桑中温暖，以及身在其中触手可及的灵动世界。
　　突然就觉得，杜爱民的写作和他的性格有美玉般的品质：温润而泽，至纯而洁，内敛含蓄，充满灵性而又不事张扬。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杜爱民“在学会一个普通人做事情的本领，在人群中生活，在人群中思考，感受更为巨大、更为隐秘的心路历程中的暴风骤雨”时，恪守的正是“守身如玉”的修身为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