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村里来了好多麦客。我们家也请了两个，一老一少，好像是父子俩，住在我家的闲窑里，吃饭跟我们一块吃。这爷俩吃饭从不弹嫌，我们吃啥，他们便吃啥，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要求。反而是父亲觉得饭食粗鄙，怕慢待了人家，就和母亲商量着改善伙食。
　　我们招待贵客无非是鸡蛋臊子剺面。可是，我们家的鸡蛋也只剩下一颗了。母亲无奈只能去邻居家借了。毕竟那些年大家都穷啊，鸡蛋存货都不多。但总算凑了十颗鸡蛋，能美美地做顿好饭了。
　　鸡蛋臊子做好了，剺面的事还得请祖母出山。她老人家的擀面功夫远近有名。面揉好后，祖母双手握着一根长擀杖，立于案板前，砰砰地擀着。面擀得厚薄均匀，剺的面条才好吃。祖母右手持刀，左手按面，一条一条地剺着。神情专注，仿佛在用心雕琢一件玉器。
　　面好了，端到炕上。红红的辣子汤，金黄的鸡蛋臊子，白如雪的剺面，绿油油的芫荽。不吃，看着都香啊。然而，麦客爷俩却怎么也不上炕，一人端了一碗，蹲到门口吃去了。这可把我们难住了。请客人上炕吃饭，是北山一带的上宾之礼。他们吃饭不上炕，村里人知道了会说我们不懂礼数。
　　于是，父亲亲自去请。敬烟，点上，哥长哥短地叫。老麦客受宠若惊，颤抖着把碗放到地上，起身拱手回礼道：“能管饭就美得很，人要知足哩！”父亲就再没说啥，连着给他爷俩每人端了三碗面。
　　我偎在炕跟前，眼馋地盯着祖父的鸡蛋臊子剺面，口水淌到了下巴上。母亲说，这面是特意给客人做的，祖父也只是吃了一碗。我带着哭腔跑开了，埋怨着母亲的偏心。她不是最疼我嘛，为啥给外人吃好的，却冷落自己的儿子。好多年后，我才明白了母亲的做法。那时物资匮乏，家里有好吃的先紧让客人，这是我们村的传统。
　　晚上，麦客睡在祖父读书喝茶的牛窑里。家里实在没有地方了。为此，父亲还心有愧意呢。他给老麦客买了一盒好烟，说明了歉意。老麦客无论如何也不要，说自己抽不惯。我看见他掏出随身带的烟锅和烟袋，填上叶子，用洋火点着，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爷俩坐在炕上，喝着父亲熬的罐罐茶。小麦客喝不惯，说这茶苦得很。老麦客却喝得有滋有味。他说早年时出来当麦客，就一直爱喝这苦茶，提神呐。
　　次日早晨等我起来时，两个麦客已经去地里了。我问母亲，他们咋不吃早饭。她说，赶时间呢，多割一亩是一亩。饭做好后，我跟母亲去地里送饭。锅盔馍，一碟绿辣子，几根黄瓜，一壶开水。到了地头，母亲喊吃饭了，他们说不急，等割完再吃。
　　听父亲说，麦地里有野鸡蛋。我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麦地，唯恐麦茬扎到脚，走得特别慢，仔细看脚底下，心想着拾他几个蛋。到了麦客和父亲割麦子那一坨地里，我也没寻到。正失望地叹气呢，就在这时，老麦客爷俩躬身割麦的画面震撼了我。
　　老麦客居左，小麦客在右。他们的姿势几乎一样，猫着腰子，左手揽着麦秆，右手握镰，娴熟地刈割着。隔一会，就有一捆麦子扎起来，笔直地立在地里。看他们身后，已经有了数不清的麦子，列着整齐的队伍。他们很少起身，腰一旦弯下去，就只顾着挥镰，扎麦捆。小麦客时不时地还会直一下腰。老麦客总是猫着腰往前割，偶尔会骂上几句：“少直几回腰，你娃直惯了，就不想弯了！”小麦客“嗯嗯”地答应着。老麦客割到了地头，小麦客还有一片子没割呢。当爸的坐在树下抽了一锅烟后，过来帮着儿子割。爷俩并肩战斗，一会儿就把剩下的割完了。老麦客放下镰刀，长舒一口气，摸了摸儿子的头，十分慈爱地看了小麦客一眼。
　　晌午饭是搅团。这是西北地区民间喜爱的美食。杂面搅成糨糊，或浇汁或凉调，都香得很。要是再就上一片锅盔馍吃，那就更有味了。
　　母亲把搅团捞出来晾凉后，浇一勺汤汁，美美地挖半勺辣子，放一撮下锅菜，最后再捏几绺芫荽，红白绿香撩拨着食欲，好看又好吃。
　　用竹篮子提到地里，沟边那一坨麦子刚好收完了。麦客爷俩端着粗瓷大碗低头刨了起来。小麦客吃得快，就了三片锅盔，吃完用馍刮净了碗里的辣子。老麦客吃得慢。他就着馍吃，边吃边咂嘴，辣得直吸溜，越吃越香，甚至发出了叭叭的拌嘴声。儿子都吃完了，父亲还在吃。他吃上几口搅团后，停下，掰一块馍蘸碗里的辣子汁。浸了辣子的锅盔馍，红白相间，蒜香诱人，老麦客从从容容地送入嘴中，闭眼咀嚼，悠然享受艰辛劳动后的美食。
　　收完麦子，他们就走了，背着蛇皮袋子，脖子上挂着镰架，消失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
　　后来，我们家还接待过几回麦客，穿得破破烂烂，人却清一色的实诚，毒毒的日头下躬身挥镰，特别能吃苦。
　　乡下时间飞速后撤，我们不会再为吃不上一碗剺面而耿耿于怀，更不会回到村里待麦客了。因为麦客已在三十多年前黯然退出了历史。在那后现代的落寞光影里，唯一能看见的，就只剩下苍老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