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为温亚军发在《长城》杂志的小说写一点文字。说实话，我不是评论家，对此总是心怀畏惧。我大略算了一下，与温亚军已经有十年未见了吧。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都在北京，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居然有十年之久未见过一面。这其中的一些东西仔细想来颇有意味。当然了，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猜测温亚军也一样。我们都喜欢默默站在一旁，安静地看。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肯定会在漫长的十年里至少见上一次，北京再大，所谓的圈子也就那么大。而京城这种地方，从来不缺乏热闹场合、热闹的人和事。单从这一点，我推测温亚军是低调的，他身上有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一种气质，淡泊，安静，内敛，不事张扬——就像他的文字。
　　认真追溯起来，跟温亚军认识还是在博客时代。具体什么因由忘记了，好像是通过博客取得联系，在饭局上见过一两次，仅此而已。淡淡的君子之交，却是细水长流的。后来进入微信时代，不过新鲜了一阵子，如今我是早就不大看了。也没见过温亚军在朋友圈里多么活跃。他一定是躲在繁华场之外，安静地生活着，上班，下班，写作，读书，也为世俗琐事烦恼，也会有一些人到中年的莫名情绪——他算是六零后，比我年长，成名也早，著述甚丰，我其实应该称呼他老师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一种美德，因为稀有，而显得格外珍贵。
　　温亚军说，《说话》是一篇农村题材小说。我当然理解他这种强调。我也写农村题材，跟大多数有着乡村成长背景的人一样，对于乡土，我始终怀着一种朴素天然的情感。温亚军是军旅作家，他应该也是从乡村走出，一步一步走上写作道路。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很多人，都有着相近或者相同的成长经历。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一路走来，精神的跌宕，心灵的成长，内心世界的山重水复，撕裂与痛楚，辗转与彷徨，幻灭与重生……所有这些生命经验和情感经验，都被他们不动声色地融入笔下的文字，积淀成乡土写作中最为坚实有力也最为打动人心的基石。
　　温亚军的作品中遍布着无数条交叉的小路，沿着其中任意一条，我们都能够回到真实的内心，或者回到我们熟悉的故乡。总体上，他的文字有一种温和而平静的力量，不激烈，却缓慢持久，深入人心。比如这篇《说话》，一开端就写道，“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孔斌武这下该歇口气了。谁知，父亲抱着被石膏固定的伤腿说，准备一下，请人说话吧。”三言两语，一刀切入。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的功力，寥寥几笔就显示出来了。万事开头难。短篇小说尤其如此。很多时候，开头写不好，通篇就会失败。好的小说家总是有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万象中抓住要害，这考验的是作家的才情，更是作家观察和看取生活的态度。说话，应该是陕西农村社会的一种民间风俗，以乡村伦理秩序为基准，对各种乡村事务做出符合人情事理的判断和裁定。说话，显然遵循的是千百年来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以血缘为纽带“选定”或者天然的家族权威，在“说话”中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像小说中的舅舅和叔叔，他们扮演着类似于“审判者”的角色，在盘根错节纠葛重重的乡村事务处理中举足轻重。然而，时代风潮冲刷下的乡土中国，一些坚固的东西在渐渐松动、摇晃甚至坍塌，一些我们曾经以为恒常的东西在慢慢发生变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剧烈变迁，新与旧，变与常，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其中的关系种种，令人深长思之。小说通过“说话”这一典型的带有仪式感的传统民间“法庭”的失败，流露出丰富复杂、意味深长的时代情绪。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是腊月廿三，北方所谓小年。我想，我的故乡风俗，应该跟温亚军的故乡是差不多的吧。年关逼近，俗务纷扰，难免感慨时间飞逝，岁月最是无情。好在还有温亚军这样的同道、这样的朋友，十年不谋面，我们依然可以随时在文字里相遇、切磋，见字如晤。如此，岁月纵无情，也是有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