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点、一些事件，因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而熠熠生辉。渔阳里，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坐标，更是无数热血青年梦想起航的圣地，承载着一段段关于青春、理想与革命精神的动人故事。《从渔阳里出发》这部作品，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叙述和深刻的思考，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感受那些青年的热血与梦想，探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初心与征程。
　　渔阳里，位于当时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条普通弄堂，却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而名垂青史。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这里成为了思想碰撞、理想交融的热土。一群怀揣着对国家、对民族深切情感的青年，汇聚于此，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革命的道路。这里没有金戈铁马的轰鸣，却有思想的激荡；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有信仰的较量。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张太雷……这些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的青年，怀揣着对国家的忧思和对未来的憧憬，汇聚于此。他们以笔为枪，以理想为旗，用青春的热血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0年，陈独秀来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同时把《新青年》编辑部也移到了此地。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封建礼教和旧文化，唤醒民众的觉悟。陈独秀在渔阳里创办了《新青年》编辑部，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聚集于此，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和革命的道路。他们在这里组织学习、交流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渔阳里的弄堂虽窄，却通向了历史的广袤原野。这里汇聚了一群怀揣着对国家、对民族深切情感的青年，开启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
　　俞秀松，这位浙江诸暨的青年，出身于清末秀才之家，自幼关心时事，怀揣忧国忧民之心。他十七岁便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校长经亨颐和进步刊物的影响，思想愈发激进。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同学创办《浙江新潮》，立志“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他以笔为枪，撰写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文章，唤醒了无数青年的觉悟，激励他们投身于革命事业。施存统，同样来自浙江，与俞秀松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理想。他们在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中磨砺自己，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日后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渔阳里，他积极参与青年团的活动，深入工人区，了解工人疾苦，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陈望道，这位来自浙江义乌的青年，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他以笔为枪，用文字唤醒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张太雷，1922年5月5日在广州东园主持团一大开幕式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常州青年特意换上母亲缝制的竹布长衫，却在演讲时因激动扯断盘扣。任弼时后来回忆：“太雷先生说话时，桌上的茶杯都在共振。”1927年广州起义中，这位共青团创始人用身体为指挥部挡下子弹，牺牲时年龄还不到30岁。李汉俊，这位精通四国语言的湖北青年，当日本特务搜查其住所时，发现满屋外文书籍中，唯有一本翻烂的《水浒传》 —— 他在批注中写道：“梁山泊的困境，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原型。”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青砖墙上，至今残留着李汉俊与陈独秀争论时的烟斗烫痕。
　　这些青年在渔阳里汇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但都怀揣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以渔阳里为基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青年工作。他们的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实践。他们的生命虽多止步于青春，却在历史长河中铸就了永恒的坐标——那些油墨斑驳的传单、冻裂的钢笔，至今仍在诉说：信仰的温度足以融化世纪的寒冰。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八人为第一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青年团组织积极吸收先进青年加入，通过组织学习、培训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和高度政治觉悟的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以学习外语为掩护，实际上是一所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大批青年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革命思想的洗礼，后来他们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留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知识。这些青年干部回国后，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李汉俊与陈独秀还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等刊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这些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事例，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策略等，使工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通过这些刊物的宣传和引导，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使命，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渔阳里出发》通过“双重渔阳里”（新老弄堂）的地理呼应，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生命脐带”关系。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小道”的反复铺陈，既是对 1920年陈独秀、俞秀松等人穿梭于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与新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的具象还原，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隐喻——短短百米弄堂，丈量着中国革命从理论启蒙到实践传播的关键跨越。它通过文学考古学的方式，在石库门的砖瓦缝隙中打捞出被正统叙事忽略的故事性，构建起兼具思想深度的红色叙事新范式。书中对“主义”与“人情”、“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启示。真正的青年精神，不在于年龄的数字表征，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热望与担当。正如书中外国语学社木楼梯的吱呀声穿越百年，在新时代的晨光中，我们依然需要聆听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精神回响。
　　渔阳里的青年们用生命诠释了李大钊的预言：“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当今时代，青年虽无需面对枪林弹雨，但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战场同样需要“渔阳里精神”。当你走进淮海中路五百六十七弄的纪念馆，推开那扇镶嵌在浮雕墙上的石库门，触摸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面映照初心的明镜。历史不曾有捷径，唯有那些在崎岖中跋涉的勇者，方能在绝境中开辟希望之路。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