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那时火车餐车只做头、二等车厢阔人的生意，习惯卖西餐，这样餐车上的承包商为了多做生意，又取得路局、车站等方面的同意，当然要给有关人员不少好处，便在西车站开起了西火车站交通食堂，专卖西餐。大概一因省去一些商业、宴席的捐税，二因随车带来的鸡、鸭、蛋等菜肴便宜，三因掌灶师傅和服务人员都是行家，所以东西好，价钱又便宜，地址又适中，一开张没有多久，便名动京华，食客就趋之若鹜了。”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这家食堂。如1919年3月29日记，与陈百年、刘文典（叔雅）、朱希祖（逖先）、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等十人在此宴饮。鲁迅“虽然很少坐京汉路火车，但在西车站食堂吃饭的次数却是很多的”。
　　鲁迅一行从北京前门西车站乘火车，至郑州转车。据同行的王桐龄所记，车上条件及饭食皆不错：

　　十点，由西车站乘二等车出发。
　　由前门至郑州二等车票，大洋十八元一角，外加特别快车费大洋二元一角，床位费二元，共二十二元二角。车上每四人一室，左右各二床，分上下二层，有寝具、电灯、电扇，设备甚周到，较京奉头等车无逊色。车上备有西餐，菜皆适口。

　　8日下午，鲁迅一行至郑州，入住大金台客栈，每室两床，两人同住一室。房间虽然不够宽敞，条件一般，但没蚊子、臭虫、跳蚤，亦很难得。晚餐“有粥、有饭、有馒头，菜尚可口”。但卫生条件较差，“厕所太狭隘，苍蝇太多，臭气触鼻，令人作呕。中国人习惯，讲吸收不讲排泄，一叹”。
　　9日上午九点半，鲁迅一行换乘陇海路火车，晚十点半抵达陕州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陕西省长公署秘书、西北大学讲师、平乡张毓桂（辛南），陕西督军公署副官、驻陕州办公处主任马思骏（金台），陕西督军卫队团骑兵营独立排排长牛冠斗前来迎接，当晚住宿在耀武大旅馆。夏元瑮、陈钟凡、刘文海已先一日到达陕州，在此等候鲁迅等人同行。
　　10日上午八点，鲁迅一行从陕州出发，由黄河溯流西上，前往潼关。途中无法靠岸，无处吃饭，“故托船夫做面汤、馒头疗饥，然粗恶殊甚”，可见难以下咽。还好王桐龄等人行李中“携有罐头鱼肉”，但“此物多陈旧，常吃则肠胃不适”。饮水也是问题，“黄河之水半杂泥沙、灰尘、便溺，饮之则胸前做恶”，王桐龄等“携汽水，可以解渴，但多饮则腹作泄”。鲁迅是否也备有罐头、汽水，不得而知。此日下午天雨，西风南行，夜泊灵宝。11日上午大雨，逆风，船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12日仍逆风，只得雇四人牵船前进。夜泊阌乡。或是船夫所做饭食不够卫生，或是鲁迅杂文《说胡须》中所说的“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或是食罐头鱼肉及饮汽水等生冷油腻刺激了肠胃之原因，总之这一天鲁迅开始腹泻。13日晨从阌乡乘船出发，下午抵潼关。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琨（润卿）受刘镇华委托，遣副官李品三（金斋）、林祖裕（治堂）招待。鲁迅依然腹泻，服药两次共十四粒，想必此时也没有什么食欲。风浪中乘船，身体本来就极为不适，再加上腹泻，鲁迅此行也可谓颇吃了些苦头。
　　14日晨，鲁迅一行从潼关乘汽车出发，午后到达临潼。营长赵清海招待午饭。
　　在西安期间的饭局，鲁迅日记中记有六次，均甚简略：
　　7月15日，“下午赴招待会”。
　　19日，“晚往张辛南寓饭”。
　　21日，“夜赴酒会”。
　　24日，“晚赴省长公署饮”。
　　8月1日，“晚储材馆招宴，不赴”。
　　3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王桐龄对西安期间餐食饭局记录甚详，可与鲁迅所记互为对照补充：
　　此次在陕，住西北大学，饭食由暑期学校供给，差足果腹。刘督军邀饮四次，一次在西北大学，用素菜 时因祈雨禁 ——屠；一次在省署，一次在督署，皆用西餐；一次在宜春园——在关岳庙街路南，易俗社之秦腔开演于此——用中餐。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邀饮一次，在校内；储材馆邀饮一次，在馆内，皆中餐。讲武堂邀饮一次，在青年会，西餐。商务印书馆邀饮一次，在馆内，中餐。陈次元先生邀饮一次，在陈宅，中餐。师大毕业同学邀饮一次，在五味什字巷义聚楼，中餐。督署之中餐，商馆之中餐，陈宅之便饭，色香味俱美。督署之西餐亦佳，然中国风较重。此外各处厨役手艺俱平常，讲武堂之西餐系 外 叫 者——青 年 会 不 卖饭——花钱甚多，不大实惠。
　　由鲁迅和王桐龄所记可知，鲁迅在西安期间刘镇华宴请四次，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宴请一次，讲武堂宴请一次。六次宴请有中餐、西餐，中餐较佳，西餐稍差。在孙伏园的回忆里，刘镇华及陕西方面竭尽全力款待鲁迅等人，不惜破费，甚至说得上“奢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