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化解边疆危机，通过一系列南征北战，实现了和南睦北，稳定东南和南方诸侯国，实现了休戚与共。又两次北征犬戎，令其远遁。关于北征犬戎，在当年是存在争议的。据《国语·周语》记载，大臣祭公谋父直接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睦邻友好：“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失。’”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氏族脉的传统是耀明文德，不轻易显示兵威。兵威应收敛，一旦发威，必须收到大效果。一味显示兵威，是黩武。穷兵黩武是于事无益的。因此周公姬旦的《颂》诗有言，“收起楯戟，藏起弓衣”。周穆王坚持出兵北征，应该是预防南疆动荡局势的重演。
　　其次是修订刑法，“作修刑辟”，初步建立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西周刑法制度的亮点在于“祥刑”，制定严格的刑法条文，但在执行的时候从宽处之。《尚书·吕刑》中具体阐述了周穆王的法治思想，其中有两点具有现代人的思维：一是审断同一种罪行，对于惯犯与偶犯要区别对待。“非终惟终在人”，“惟终”指一贯犯罪，“非终”指偶犯。二是法官对待罪犯，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去仇视，要有悲哀怜悯的心理，“哀敬折狱”，一个人犯罪，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的悲哀。这句话很重要，比如官员犯罪，贪官人人憎恨，但审判者和执法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犯罪，不仅是社会的悲哀，还是社会进程中的成本和代价。由这句话后来衍生出“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官员有特权，可以免于刑罚，是指官员犯罪，依罪行当罚则罚，当斩则斩，但不要特别强调刑罚的形式。具体是说，不要把官员太多的罪状和罪证公布于众，否则会招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或仇视。仇官心理一旦被放大之后，会成为动摇国家根基的隐患。
　　再次是强化执政理念，“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诚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史记·周本纪》）。《冏命》这篇文献，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形成的。
　　周穆王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胸中跳动着的一颗敬畏心。敬天地，敬祖脉传统，敬人事。用今天的话说，是爱祖国，爱人民。“怵惕惟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周穆王作为一国之君，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心理，始终保持一颗虔敬之心，如踩虎尾，如履薄冰。“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周穆王和下属谈话，态度诚恳：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水平，多多拜托诸位帮助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周穆王特别叮嘱大司徒君牙，要记住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呢。
　　“仆臣谀，厥后自圣”，这是周穆王最清醒的认知，一位君主如果整天被阿谀谄媚之臣紧密围绕着起哄，大脑会失去判断力的。

　　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

　　九个细节

　　皇帝任性之后
　　刘邦是大皇帝，做事情由着性子，信手拈来，信脚拈去。取出《汉书·高帝纪》里的三件事，事不大，件件惊心。从中可见刘邦性格里的粗疏大器，更可领略史家班固的胆与识。
　　汉元年是公元前206年，不属于开国建元。这一年刘邦带队伍先项羽攻入咸阳城，由沛公升格为汉王，但势力和实力比项羽差很多，直到汉五年十二月在垓下决战，灭亡项羽，才掌控国家局面。大决战前三年，汉二年四月，他们之间还打过一场恶仗。刘邦率领五国诸侯联军，趁项羽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空虚之际，攻入城中，顺便把项羽女友货赂收入自己帐下，并且大摆酒席庆贺。“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此时项羽正和齐军作战，闻讯后，立即率三万精兵，星夜行军，夕发朝至，刘邦的几十万联军如同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死伤惨重。“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本人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但在危急时刻，天佑刘邦，“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逃跑途中经过老家沛县，偶遇逃难的儿子和女儿，携带上一起跑，“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但很快被楚军骑兵追上，刘邦把俩孩子推下车自己跑了，幸亏夏侯婴，俩孩子得以保命。“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夏侯婴）下收载，遂得脱”。
　　汉五年二月，刘邦转战途中在汜水之阳（今山东菏泽定陶区一带）即皇帝位。都城拟沿袭周朝定在洛阳。一个叫娄敬的普通士兵（戍卒）给刘邦建议：“如今天下未定，定都洛阳不如长安，依据黄河秦岭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刘邦又简单征求了张良的意见，当天即拔营西行。破格重用娄敬，连升数级，且赐国姓，改娄敬为刘敬。“上（刘邦）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刘邦的直觉是精准的，因而才敢把定国都这样的事，搞成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