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印边境回来，上级恢复了他的厂长职务，由此他也恢复了居高临下指挥若定的感觉。

　　忽然，有个银铃般的声音从遥远的山坳飞过来，飞过山石，飞过树丛，在耳畔悠悠萦绕，使得忽大年不由得想去捕捉那个声音，但那银铃声又淡去了，淡得侧耳细听也听不见了，他有点落寞地托住左耳，又托住右耳，只有厉风吹过的哨声一阵紧似一阵。
　　后来，他叫牛二栏守在山坡，自己跑下山扛上来一个长安的炮弹筒，一步一步挪上山坡，端端地竖到了坟前，又用砾石在弹筒上刻了一行字：长安兵工毛豆豆。然后，他把半袋茶叶放到坟前，把罐头瓶里的茶水慢慢酹到坟上，默默地站在那里心如乱麻，任凭风把衣服吹起，把军帽吹走都没挪动脚步，终于两行泪水从眼眶跌下来，摔到塑料套上碎了……唉，那双会说话的眼睫毛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驻守在边防线上了……
　　多年以后，忽大年在行将老去的时候，特别怀念跟他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毛豆豆，特意派儿子到西藏克节朗去寻找她的墓碑，想再给坟前栽一棵树的，可儿子在实控线上走了整整三天，竟没见到毛豆豆的坟茔，好像姑娘俏丽的身躯被高原强劲的风沙吞噬了。忽大年气得想骂老战友几句，可是电话好不容易拨通了，曾经威风凛凛的师长竟然脑梗说不出话了，他哽咽着喃喃自语：是我把她带出去的，可我没能把她带回来，她才二十三岁啊，还迷恋露天电影呢，还没找到男朋友呢，突然就在我面前死了，死得我好心痛啊！
　　蓦地，他的手上一松，那个跟随他多年的罐头瓶掉到了地上，可那玻璃杯居然没有碎……
　　第四章
　　五十七
　　忽大年不承想转眼间他胸中纠结的问题就成为历史了。
　　当他昂首站到长安大楼的办公室窗前，感觉今年的春天来得有些突然，好像一夜间城里的树木就吐出了嫩芽，给沧桑的痕迹抹上了一层茸茸的绿色，像在提醒人们赶紧忘掉昨日严寒，换上轻便明快的衣衫。但是，每天从街坊走向长安大门的人，依旧喜欢把穿了一冬的蓝色工服罩在毛衣外，或走路或骑车，涌向那个敦敦实实的大门，于是便汇成了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只有当上班号嘀嘀嗒嗒吹起来，那股洪流才会戛然而止，几乎在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忽大年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像闸口一样的大门，把人们吸纳进来，又分流开去，站在这儿的确有股超然的气度，也是一种难以言状的享受。而且，这种享受是只有坐上了厂长的交椅才会有的感觉，那种千军万马指挥若定的感觉，常常鼓捣得他血脉偾张，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思维便简单得只剩下消灭敌人的目标了。的确，他已经驻扎西安七八年了，依旧对战场有一种渴望，金戈铁马，摧枯拉朽，既让他感到淋漓酣畅，又让他升腾起胜利者的昂扬，似乎只有站到这里才能够填补一个老兵的遗憾。
　　确凿，降成副厂长，这个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尽管依旧可以双手叉腰站在这扇显示尊严的窗前，却有种只可意会的屈辱扑面而来，人们似乎戏谑着嘲笑着匆匆而过，所有的不屑都夹杂在嘈杂声中了，他几乎能从那凌乱中分辨出某种暧昧来。所以在他被降为副厂长的第二天，只在这儿站了一会儿脸上就臊得火辣辣的了，他后悔应该挪个办公室避开涌来的洪流，躲到大楼哪个角落去享受无奈的清静。然而，当他从中印边境返回长安机械厂，上级竟然大张旗鼓恢复了他的厂长职务，由此他也恢复了居高临下指挥若定的感觉。
　　最忘不了那天他从北京抵达西安火车站，省委秘书长居然领着黄老虎、哈运来一群人专候在站台上迎接他，有位女工还跑来献上了一束鲜花。那个女工什么模样他没记住，只记得那鲜花是彩纸做的，红牡丹，粉玫瑰，衬着几片绿叶，鲜艳得让他舍不得丢掉，一直在手上紧攥着，直到上了那辆嘎斯吉普，才小心地放到靠背后的行李上。尤其让他意外的是，钱万里居然也在厂部会议室等他，见面握手笑容粲粲地说：省委已经同意部里决定，先恢复你的厂长职务，你耿耿于怀的免职问题就一风吹了，一笔糊涂账也就从你档案里抽出去了。
　　这让忽大年喜出望外，也就是说以后从档案里看，自己压根就没有处分的任何记载。这比简单地恢复职务强多了，那恢复职务还是说明你曾经犯过错误，把那该死的处分从档案里抽出去，就意味着他这辈子就没犯过错误，还隐约有种上级搞错了的味道，真是千好万好不如从档案里抽掉了好。
　　不过，忽大年觉得也挺滑稽的，明明发生过的处分，怎么说没发生过就没发生过呢？但堂堂钱大人已是省上的书记，能屈尊代表北京来工厂宣布这个决定，还是挺让人感动的，人家丝毫没有计较与自己的不愉快，反而面对全厂中层干部，用了很长篇幅来评价他的功绩：三年筹建期没日没夜，遇到人身袭击都没有脱岗住院，海防前线能炸得蒋匪帮鬼哭狼嚎，我们的忽厂长功不可没。这次他又勇敢地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保障了我军火炮威震边疆，为长安争了光，也为省委争了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