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5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0）
十
《春秋》,天子之事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三句话是孟子对《春秋》的学术定位，他讲了三层意思：《春秋》这部史书是剖析世道和世事的。圣贤治世衰落之后，《诗经》的醒世之功被淡化，粉饰浮华之风弥漫。迷惘而失去方向感的时代里，真是万幸，《春秋》问世了。孔子所著《春秋》,是有一定震慑力的书。
在董仲舒的认识里，《春秋》既是史书，也是治世之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春秋》研究专家，是当年的“五经博士”,他把《春秋》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十指”,即十种要旨。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春秋繁露·十指》）
《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天下之大，世事变迁之博，广有包容，概括起来有十种要旨：记录世事变迁，择重略轻，此为一旨；察世事变迁所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此为二旨；根据世事变迁的态势，梳理归纳治世的原则，此为三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强干弱枝，固本疏末，此为四旨；观察世事变迁的基本方法，是辨识嫌疑，区分异同，此为五旨；治世之首要是发现人才，以及对人才的因能任用，此为六旨；治世的长久之道，是亲近抚远，安定民心，此为七旨；治世的理想状态，是承袭西周制度，返璞归真，此为八旨；治理人间事须循守天地运行的四时大序，之端，即以春为始，春木生火，火为夏，此为九旨；为国家著史，须明确指出治世者的失误导致的恶果，切中时弊，明察乱象，并纠察恶果的成因以及影响，此为十旨。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春秋繁露·十指》）
中国古人的意识里，天地为大，民为重。重视民生，则百姓心安；考察世事变迁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则见得与失；因世事发展态势而施治，可以正本清源；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国家秩序井然守度；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卓然显见；礼贤尚能，则百官有节；承袭西周制度，则宣民教化有道；亲近抚远，安定民心，则仁行天下；以春为天之端，则阴阳四时交替守衡；切中时弊，明察乱象，是替天行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董仲舒关于《春秋》写作动机的一段话：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年长司马迁约三十五岁，司马迁尊称“生”,汉代称呼中的“生”,依唐人颜师古考注，是先生，“生，犹言先生”。我听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败之后，孔子出任鲁国司寇（司法部长）,诸侯陷害他，大夫排挤他，孔子自知谏言无门，政见无路，于是考辨评述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是非得失，作为世人行为的规范。《春秋》一书中，贬抑昏聩天子，抨击无道诸侯，声讨失德大夫，以彰显王道。”
司马迁身为西汉的首席史官，倍加推崇《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未完待续）
《春秋》,天子之事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三句话是孟子对《春秋》的学术定位，他讲了三层意思：《春秋》这部史书是剖析世道和世事的。圣贤治世衰落之后，《诗经》的醒世之功被淡化，粉饰浮华之风弥漫。迷惘而失去方向感的时代里，真是万幸，《春秋》问世了。孔子所著《春秋》,是有一定震慑力的书。
在董仲舒的认识里，《春秋》既是史书，也是治世之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春秋》研究专家，是当年的“五经博士”,他把《春秋》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十指”,即十种要旨。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春秋繁露·十指》）
《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天下之大，世事变迁之博，广有包容，概括起来有十种要旨：记录世事变迁，择重略轻，此为一旨；察世事变迁所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此为二旨；根据世事变迁的态势，梳理归纳治世的原则，此为三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强干弱枝，固本疏末，此为四旨；观察世事变迁的基本方法，是辨识嫌疑，区分异同，此为五旨；治世之首要是发现人才，以及对人才的因能任用，此为六旨；治世的长久之道，是亲近抚远，安定民心，此为七旨；治世的理想状态，是承袭西周制度，返璞归真，此为八旨；治理人间事须循守天地运行的四时大序，之端，即以春为始，春木生火，火为夏，此为九旨；为国家著史，须明确指出治世者的失误导致的恶果，切中时弊，明察乱象，并纠察恶果的成因以及影响，此为十旨。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春秋繁露·十指》）
中国古人的意识里，天地为大，民为重。重视民生，则百姓心安；考察世事变迁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则见得与失；因世事发展态势而施治，可以正本清源；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国家秩序井然守度；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卓然显见；礼贤尚能，则百官有节；承袭西周制度，则宣民教化有道；亲近抚远，安定民心，则仁行天下；以春为天之端，则阴阳四时交替守衡；切中时弊，明察乱象，是替天行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董仲舒关于《春秋》写作动机的一段话：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年长司马迁约三十五岁，司马迁尊称“生”,汉代称呼中的“生”,依唐人颜师古考注，是先生，“生，犹言先生”。我听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败之后，孔子出任鲁国司寇（司法部长）,诸侯陷害他，大夫排挤他，孔子自知谏言无门，政见无路，于是考辨评述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是非得失，作为世人行为的规范。《春秋》一书中，贬抑昏聩天子，抨击无道诸侯，声讨失德大夫，以彰显王道。”
司马迁身为西汉的首席史官，倍加推崇《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