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黄土高原上一道蜿蜒的长城和一座座墩台古堡，似乎仍在诉说着曾经的金戈铁马和鼓角争鸣，揭开这段波澜壮阔的神秘历史面纱，一位五百多年前镇守这里的父母官余子俊，在这方土地上修筑长城的卓越功勋被人们所铭记。余公本是明代名臣，临危受命担任延绥巡抚，在塞北边陲修筑长城，榆林因修这段长城而设，这段长城因榆林而生。余公之壮举使得榆林数百年间迅速发展，才有榆林今日之辉煌，后人亲切地尊称余公为“榆林之父”。
　　明成化年间，来自草原的蒙古部落频繁沿着无定河侵入榆林、宁夏等地，面对蒙古骑兵的来去无踪和防不胜防的侵略抢夺，边塞百姓苦不堪言，延绥边防守军举措全无。于是，余子俊临危受命担任延绥巡抚，从西子湖畔的杭州来到危机四伏的延绥镇。
　　“可怜无定河边骨”，余公来到延绥镇后，看到无定河边流离失所的百姓，感到无比痛心。他阅读大量边防资料后，认为河套地区辽阔空旷，蒙古势力进退灵活，武力“搜套”耗费人力物力，收效甚微，不如修建边墙、墩台等防御系统以逸待劳，歼灭来犯之敌。于是，他先后四次上奏朝廷，直陈“修边、迁镇”的好处，最终明宪宗同意了余子俊的建议。
　　余公无数次徘徊在丘陵沟壑间，无数次沿着边防营堡走访巡查，无数次沿途跋涉丈量，决定沿边筑墙建堡防御蒙古部落。从连绵的丘陵到一马平川的草原牧场，生态环境复杂，在如此多样的地貌上修建长城，在当时人力为主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余公深知修边困难重重，可从边塞安宁和百姓安居的长久利益出发，修筑长城势在必行。
　　在一道发往朝廷的奏折中：“士无完衣，苦寒特甚，特请运胖袄鞋袴各二万五千一百余副，分给优恤。”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天气严寒，余公特为几万民夫申请宽大的棉袄，他也定是与民众一起在陕北的冰天雪地中坚守着自己的那份担当。只有军民同心，才能众志成城，只有亲临实践，才能谋划出最佳策略。“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几万民众遇山铲削，逢谷填壑，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将一座座营堡连接成一道完整的长城防线。随后，余公不畏艰难险阻，马不停蹄修筑了东、中、西三路边墙，一座延绵千里的长城出现在陕北大地，明朝终于在饱经忧患的西北边陲，筑起了一道有形防线。
　　当蒙古骑兵再次前来劫掠，眼前是一道坚固的长城，四处都是烽火墩台和无法攻破的堡垒，昔日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的阻隔之下，进退两难，收到警报的长城守军全线出击，取得胜利。长城对蒙古部落起到了威慑作用，维持了河套和陕北地区的和平。后来，宁夏段长城也在余公的参与下完成，其他段明长城大多也是循着他的思路先后修成。这是一道维系天下平安的防御体系。余公不顾个人安危，不畏丢官受罚，高瞻远瞩修边筑城的壮举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自此，榆林这块饱受兵戈之苦的边塞之地，开始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迎来了新的契机。
　　余公将延绥镇的治所迁至榆林，使军事防御防线向蒙古推进数百里，坚定扼锁西北防线的咽喉。他将墙内土地分给军队屯垦，年获粮食六万石有余，增强了军备又节省了军费。随着边塞人口渐增，余公因势利导，弘扬文化，倡学兴教，从而使原来小小的榆林庄成为雄踞一方的“塞上重镇”，为榆林日后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扎实基础。
　　余公为鼓励人口迁往屯田，在城北开渠引流，让湖里的水广泽生灵，凿开的山涧叫红石峡，两边凿修的水引流而下与无定河合流，又称“榆溪河”。在凿峡引水后，余公与将士一起种植果蔬，到处是林茂粮丰景象。如今，红石峡已是塞上旅游胜地，峡谷两岸，绿树葱郁，峡谷之中，河流奔涌；榆溪河水仍涓涓不断，灌溉着城郊十几个村庄的万亩良田。
　　“当官应如余子俊，为民留下千古名”“尽心边计，数世赖之”都是对余公功绩的高度评价。余公修边、移镇、凿峡的伟大功勋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榆林人民在榆林沙河公园建立余子俊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余公在这片土地留下的丰功伟绩，供人们缅怀学习。
　　如今，陕北高原上余公修建的夯土长城已不再巍峨，但从断断续续的残垣断壁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长城防御系统的严密，屹立在山顶上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似乎还在诉说着往日的刀光剑影。余公已去，伟名永留，长城可以作证。余公已去，长城仍在，正如余公精神，早已熔铸成榆林人精神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