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亚军：1967年出生于宝鸡市岐山县，1984年底入伍，曾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等地服役16年。2001年初调入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原副社长，大校军衔。
　　199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发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中篇小说六十余篇、长篇小说《西风烈》《无岸之海》《伪生活》等七部，出版小说集《硬雪》《寻找大舅》《落果》《驮水的日子》等二十多部，《温亚军文集》（五卷）、散文随笔集《一场寂寞凭谁诉》等两部。其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硬雪》获首届柳青文学奖，短篇小说《成人礼》获《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金色》获《中国作家》奖，中篇小说《花弄影》获《上海文学》奖，获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


    温亚军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是小说家，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
　　温亚军：我认为的好作品，应该是叫人读后，过了很久还能记住其中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个细节，哪怕记住其中的一句话也行。一篇好的小说，就不能赋予小说太多的使命，不然，小说承载的都是小说之外的负担，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而变得只像一个完整的故事，恰恰缺乏小说应该具备的柔韧性，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一篇好的小说是作者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要表达的人生状态和生活态度。像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还有罗伯-格里耶等等一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其艺术本身的价值，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才成为人们精神追求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品。
　　比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从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小说本身需要的线索，使这个历史跨度百年的作品有了本质的统一性，在这部伟大的杰作里，处处可见作家的技术匠心。再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在卫国战争之中，因为一封书信，蹲了8年的集中营，受尽了苦难，后来还被开除了国籍，但他的心态非常平静，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他只写了一个政治犯一天的生活情景，但他给予了这部小说的却是一个处乱不惊的整个人生。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是两种类型，但从两方面的极限中表明，小说隐含着一种潜在的技术。因为有了技术，小说才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达可能。
　　我一直这么想，写小说就像做一个技术活，一个作者的娴熟与否，取决于他的熟练和经验。一个作者刚开始写小说时，总想着怎么编一个自己津津乐道的完整故事；到会写时，总想着怎么才能把故事编得出奇制胜；写到一定程度时，才想着怎么把小说写得没有故事，留下的全是作者对人生的心灵感受。就是说，创作其实是一个打开作家心灵的过程。

　　文化艺术报：作家徐坤在谈论您的小说时说：“温亚军恰当地处理了我们身处这片世界的紧张关系，他的笔下呈现出生灵万物一片静穆的和谐。”您是如何处理小说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
　  温亚军：小说家应该做的是把小说与生活拉开距离，来表现自己想象的另一种世界，或者人生。在传统小说的观念里，衡量人物可塑性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不是真实的，这就使小说陷入了一种困境，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有些小说人物的自我存在需要角色转换，通过社会的价值实现或他人的理解才能获得，而有些是依赖于另外一个对于他人而言,是在陌生的领域慢慢打开的过程，作为一个主人翁才进入了叙述的过程之中的。现当代小说，有很多好的小说作家，就基本上摆脱了靠经历写作的这一途径，他们对现实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创造了一种在生活之上的另外一种现实，这是作家用心灵体验了现实后，另一种真实的艺术写照，它往往关怀的是一些持久性的话题，比如人生命运，还有感情。这就更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可操作性技术了，因为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要受到文本的限制，还要表达出有价值的艺术目的，没有一定的技术，是写不出完整的、高质量的小说作品的。
　　在我没有看到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酒巴长谈》之前，我对小说的技术性只停留在“技巧”这个层面上，虽然“技术”与“技巧”只是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层次却相差很大。当我看到略萨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穿插进十几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基本上就是圣地亚哥与安布罗修在酒巴里长谈的、有关圣地亚哥家庭里的生活内容。略萨在视角上的交替转换，使这篇小说的叙述程序，在立体化结构上发展和存在，并且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表达，使小说呈辐射状扩张，但又在控制范围之内，绝对不放纵。这种巧妙的设置，以解剖式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小说空间的可能性，并且能够达到统一的和谐。我在惊奇之余，才突然悟出，小说光有一点技巧是不行的，而是要讲求技术性的。略萨在小说结构上的技术性创新，才使他的小说结构成为推陈出新的一次现实主义结构的革命，还使他所塑造的人物有了鲜明的特征。

　　文化艺术报：您17岁去新疆当兵，在军营中度过了青春期。那是一段怎样的生活？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温亚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中队当兵。那时因为特别孤独，就进入了“地下初级写作阶段”，当然觉得文学很神圣了。可是，处在那个年龄段，又面临前程茫然，总有个梦想，就是用文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这么简单。实践证明，我的命运就是文学改变的。至于当作家的愿望，当然很强烈了，但是也隐秘，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人都暗藏这个梦想。我的动力是写作的意义。正如思想家要通过理性的盘问直达生活的意义，历史学家得通过历史事件总结历史规律一样，文学要通过对生活现象的描述，还有在生活基础上的虚构来表达作家对生活的认知态度。在新疆的十几年里,随着对生活认识的提高，对人生和社会判断能力的增强，我的写作意义也一直在改变。从先前的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到后来的想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再到后来对破碎世界想象整合的展现，这些愿望都是美好的,包括当初想改变命运的愿望。
　　在新疆的16年，是我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在成长、生存等一系列问题上，文学对我的精神支撑不言而喻。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许多时候，当我被现世折腾得无可奈何时，写作成了打磨我忍耐力的有力工具。可是，悲愤也罢，欢愉也好，使我一直保持着一个还算坚强的人格。这是文学给我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故弄玄虚，我一直认为，一个写作者，得有个坚强的人格，就像无形中有种力量，把你的作品支撑起来。

　　文化艺术报：您的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那时候您很年轻。能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感受，还有获奖后的趣事吗？
　  温亚军：我这个人运气一向比较好。文学给予我很多，不光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充实。《驮水的日子》的运气也比较好。能获奖当然很高兴了，我那年37岁，还算年轻力壮，也多了几分老成持重。得到消息，我马上告诉妻子，晚上与女儿一起去庆祝，在老北京电视台后面的一家新疆小饭馆，点了女儿特爱吃的大盘鸡。我从小吃素，则要了份素炒拉条子，吃到最后才发现面里有只死蟑螂，我怕影响到妻子女儿的胃口，装出没事的样子，女儿却催促我得吃完不能浪费，这也是我平时给她的说教。我含糊应付过去，出饭馆后到了我单位跟前，才说出蟑螂的事，妻子女儿没吃一口炒拉条，却扶着树干呕，我竟然没一点反应。我当时没吐，不是我处变不惊，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在新疆生活了16年的人，饭里有个死蟑螂根本不算什么。
　　《驮水的日子》是听别人讲了一个边防连队毛驴驮水的故事，我觉得有趣，能写成小说，可一直找不到切入点，拖了很久才写出来。当然，我写出来的与那个故事相去甚远，给我讲故事的那人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写得一点都不精彩。小说与故事本来就是两码事。小说可以超越本身的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充分展示小说的意义。在这篇小说里，我只想表达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的关系，没想着讲一个跌宕起伏能吸引人的故事。我也一直觉得，小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从来不是把什么都想好了才动笔的那种人，一切都顺其自然。

　　文化艺术报：在新疆期间的写作，您比较满意的是哪几篇？
　　温亚军：在新疆时，我一直在部队，根本没有部队之外的生活，可我的大多数作品却是写新疆农村的，就是靠着我的想象和人生经验。其实，我在新疆时写作数量并不大，像《驮水的日子》《划过秋天的声音》《游牧部族》《病中逃亡》和《落果》等，都是那时候写的。对我来说，《驮水的日子》是个偶然，之后，我的创作心态突然间发生了变化，平和了许多，不再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在小说的细节、语言，还有情感上，我有了足够多的耐心。如果非要说出比较满意的，那就是《成人礼》《硬雪》《槐花》《地软》，还有最近的《前景》《永别了，武器》《放生》《假牙》等作品。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吴佳燕说，你以往的一些小说给人的印象是有点“温”，即你对生活和情感的处理方式比较温和，少有冲突剧烈、内心撕裂的时刻，文本的内在张力和情感势能似乎不足。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温和又有一种“温水煮青蛙”似的日常消磨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内蕴力量。相比之下，她更喜欢《驮水的日子》《战友老姜和夏天》《见面礼》这样风格的小说，简约明快，参差有趣，温暖有力而余味悠长。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温亚军：有时候，想象和写作完全是两回事。想得再好，一旦动起笔来，有时可能会写得一点都不生动，有时还会偏离整个主题，写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可能是生活的经验在作祟，但对我们创造力的影响不是太大。小说需要天马行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生活，而是存在。可以说，作家创作出来的每篇小说，都是他对生活认知程度的一种表达。生活场景会开拓一个作家的思维，同时，或多或少也会制约一个作家的思想。我一直不想把自己的写作搞得跟现实一样紧张，有几年我写得很少，也趋向于用温情化解我心里的愤懑。时间久了，发现这样写不行，得换个路数，要有一些狠劲儿才行，不然，这样的作品太平了。至于怎么狠，也得有个度的把握，说白了，真正进入创作之中，我还是下不去手，按照自己已经形成的套路，塑造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一种固执的表现，很难撼动。在生活中，我已经是个能听劝的人了，在创作上还得加把劲儿。

　  文化艺术报：作家圈的朋友说您人品特别好，属于比较冷静的人吧，思考型的，但内心又是复杂而细致的，您的小说往往是情感与思辨呈现交杂状态。
　　温亚军：恰恰相反，我是个急性子、直脾气的人，在生活中，因为我的性格，有时候弄得很难堪。其实我的心态一点都不平和，疾恶如仇，眼睛里绝对容不得沙子。并且，我非常憎恶那些虚伪、弄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生存，我也改变了不少，不那么“冲”了，但骨子里还是保持着直率的脾性，这是祖传，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性格，改不掉的。可是我在写小说时，尽量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平和、沉静，一旦动手写起来，不怎么受其他情绪的影响，内心能够平静下来，下笔才能从容，以正常的心态面对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怎么说呢，在创作上，我一直处在难以言说的苦恼和焦虑之中，因为不想太单一，一直在寻求变化，力图拓展自己的题材领域。除过写了不少都市题材的小说，我也写过一些散文，说实话，不怎么样。可能离开虚构，我也是有思考的，但就是不能从容应对。

　　文化艺术报：眼下如果谈论一部小说的成败，就会说成是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能否出奇制胜，没有多少人在意文学性。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温亚军：我还是比较喜欢所谓“简单叙事”的小说，比如《划过秋天的声音》《病中逃亡》，甚至像《花开的声音》这样的作品，我也是喜欢的，那里面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壮阔，却有神韵，有小说的灵动，关键是有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得保持对“主流文化”的判断能力，还有对现实的把握。我从不刻意去写简单的小说，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写得多么与众不同，但我一直在努力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指的是写小说，在口头上，还有理论上，我的表达能力极差，也不是我木讷，而是肚里没货，这不是谦虚，是真的。我很敬仰滔滔不绝，并且有条有理的作家。我怎么努力学习，就到不了那个份上呢？

　　文化艺术报：在个人的阅读体验上，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温亚军：我的阅读比较单一，也比较现实，只读与文学有关的书籍，偶尔也看一些人物传记，其他的书基本上不看，我知道这很狭隘，可没办法。不像别人，看什么哲学、思想学、社会学，说句实话，我看不进去那些。
　　我钟情的作家很多，像艾特玛托夫，他的《一日长于百年》《白轮船》《查密莉雅》《永别了，古利萨雷》，那冷静而温暖的表达，改变了我的小说观；还有索尔仁尼琴，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那平和而沉静的心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还有海明威、奥兹、奈保尔、欧·亨利、鲁迅、汪曾祺、马拉默德等等，对我的小说创作影响都很大。再就是巴尔加斯·略萨，他的《酒吧长谈》与《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那新颖的小说结构曾使我非常着迷。
　　我开始阅读的外国小说，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几位作家，马尔克斯叫我惊叹不已。以我的创作能力，写不了尺度过大的小说。对我写作影响比较大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小说中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我当时生活的新疆有些相似，他的作品对我触动比较大；别的一些大师，像海明威、纳博科夫、奈保尔、加缪等作家的小说，我都很喜欢。后来，就是我在文学杂志当编辑后，阅读的文学杂志要多一些，《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还有一些文学期刊，我每期都会看一下的。我的好多念头都是在阅读的时候产生的。阅读对我来说，像吃饭一样重要，我能走上这条路，就是从阅读开始的。还有，阅读有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文学观，比如，1999年的时候，我突然读到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回头再看作家本人的自传《牛犊顶橡树》，非常震惊，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关了8年，最后还被开除了国籍，可他写的这部小说竟然那么平和安静，他的创作心态太好了，没有一句抱怨。这使我感慨万分，从此改变了我的创作态度。随之，我的性格也改变了不少，为人处事不再那么直接了。

　　文化艺术报：您写了多部长篇小说，您比较满意的是哪部？
　　温亚军：如果非要选择，那就是《西风烈》了。这个长篇是历史小说，写清末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那段历史。当时是新疆的一家出版社组织的，写于24年前，初稿大概用了40多个晚上（我写作基本都是在晚上），前半部分在新疆写的，后半部分是在鲁院写成。那时我还没有电脑，用手写，每天晚上7点多，就揣上两包烟，提上一袋历史资料上到5楼教室，抽完两包烟，天也就亮了。我不参加任何活动，每晚都去写。我是个一根筋，认准的事绝不放弃。还有，写作《西风烈》时的那种想象能力，使我当时很兴奋，那些语言和人物、情节像泉涌似的，自然而然就流淌到稿纸上了。那是我写得最顺手的一次。至今，我还坚持认为，近40万字的《西风烈》是我几部长篇中最好的一部，人物那么多，又是写历史的，我居然没列任何提纲，还是一次性成稿，后来几乎没有多少改动。当然，最后没在新疆的那家出版社出版，原因是他们给我提意见，说我的历史小说没有现实感。我不会按这种意见修改的。
　　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能驾驭长篇的，后来才发现，那是个例外，因为是历史小说，它有固定的历史框架支撑着你，而不是你自己多么有能耐。相对于中短篇小说，《西风烈》也算让我尝试了一次写作的快感。后来，我的长篇就没中短篇那么快乐了。
　　我一直对长篇小说写作是有敬畏感的。当然，对当下长篇小说的阅读更有敬畏感。现在的长篇小说，包括大部分中短篇，在写作的难度上越来越匮乏，好多小说根本就没有一点难度，照着生活写，把故事编圆满就行，基本不费多大劲。还有一些创作量极大的作家，只强调了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是不是忽略了他们的作品与外部世界有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现在谈起文学，是在圈内，还是圈外？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某些会议上谈的到底是文学，还是影视剧？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文化艺术报：您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故乡，就没有您现在的一切。您17岁就离开故乡远走新疆当兵，故乡在您心中是一个精神坐标，当然更是心灵寄托了。
　　温亚军：故乡岐山县从地理上，以渭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片。渭河以北的原上拥有周原历史的根基，自然是政治、文化中心。我出生于渭河以南的四原，原上平坦处容纳了7个自然村，也就是以前的生产队，土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原南边是巍峨的秦岭，连绵起伏的峰沟清晰可见，可要到达却需半天行程。当然，四原之外还有三原、二原，只是没有称一原的地名，也问不到结果。需要说明一下，地名里的“原”，不带“土”字旁，所有的公文、印章都能证明。还有一个铁证，就是我们四原东边的五丈原，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是五丈原，而不是“五丈塬”。
　　我外婆家在五丈原上，小时跟着母亲去看外婆，从原下来，走过漫长的谷底，还得穿过一条并不宽阔的河流，再爬坡上五丈原。五丈原不似四原，原高坡陡，沿着茂密的槐树林那条弯曲的小路，十七八里路，得走半天才能到达原上，进门刚好赶上外婆做的那顿大米饭，汗水湿透衣衫，全身疲惫不堪却是兴奋的。五丈原东面的原下有条河，叫石头河，水源来自秦岭深处，宽阔的河床尽是山里冲下来的石头，可挡不住勤劳的农民，搬石头垒坝，造水田种稻米。有种说法，这些稻田是当年蜀军开垦的，他们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与魏军对峙的间隙，抽空在原下的石头河边垦荒种稻米。不管怎么说，五丈原一直有白米吃，不像我们四原，属于旱原，经常连吃的水都成问题，是没法种稻米的，白米饭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吃的。饭后临走时，外婆还会给我们舀上一两碗大米带回，记忆中母亲很少给我们蒸白米干饭，总是掺些野菜之类熬成稀饭，为度饥荒。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记忆里外婆始终是一头银发，因缠着小脚，一直拄着拐杖，永远是站在屋后流着泪送我们离去时的样子，还有那句锥心的告别语：下次来恐怕就见不到她了！我当兵远走新疆，是外婆一生无法抹去的疼痛，每逢诸葛亮庙会，她拄着拐杖走五六里路，为的是在庙会上见到穿军装的人，打听我的消息。她以为穿军装的人，都认识我。老人家去世时，我还没离开新疆，没能为她送行，但那天中午我感知到了，午睡中我被拍门声惊醒，打开门外面空无一人，后来得到外婆去世的消息，确认就是那天。她老人家是来向我告别的！

　　文化艺术报：在写作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哪些？
　　温亚军：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写不好，生活压力不太大但写作压力非常大，我是属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全靠自己摸索，所以写不好。最初的原动力是看别人的作品和生活比较接近，激发了自己想写东西的冲动。因为我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文化差异非常大，有时候我全靠自己阅读写作，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最初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凭经历和感觉写作，隐含着一种生活的质地，这个质地可能就是作家有没有内涵的评价。

　  文化艺术报：您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写了很多家乡的亲人，特别是写女儿的文字温润感人，您爱人和女儿喜欢文学吗，会读您的书吗？
　　温亚军：我的妻子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她出版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和一本小说集。她基本上是我的第一读者，并且帮助我修改了很多地方，可以说对我的写作帮助是最大的。我们俩从新疆到北京，同甘共苦已走过了三十年。我女儿说不上喜欢文学，但她的文字感觉挺好的，她上初中时曾经给我写过一个印象记，她选择的角度很特别，以她的年龄为界，一年一年地写，语言简洁，直率认真，写我的缺点和优点并存，我认为这是我女儿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我也感受到了女儿对父亲表达爱的独特方式，我很感动，同时，从文章中也看出了自己对女儿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女儿不喜欢看我写的东西，但她能记住我的一些书名。她上高中时，有次语文考卷中有个写出作家和作品的题目，她居然写了我的一串书名，老师也挺有意思，判她答对。她拿试卷回来给我看，我说，老师对你的答案肯定很疑惑，但还是打了对号。有一次，我女儿与同学一起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竟然发现有我的长篇小说《伪生活》，她高兴极了，要拿下来给同学看，被图书管理员训斥了一顿。但从她讲给我听的语气里，能听出她还是很自豪的，不过，全在内心里。就是说，我女儿还是关注我的，只是我写的东西不是她喜欢的那类。还有一种可能，我没把东西写好，孩子看不进去。

　  文化艺术报：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不看同行的作品，您会看吗？当代中国作家您喜欢哪些？
　　温亚军：我喜欢的中国作家有很多，他们的许多作品我都认真读过。因为办杂志的缘故，我一直坚持阅读重要的文学杂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国家，甚至有些作品已经超越了文学发达国家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