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那年，我就沿着这条古老的土路，去一个叫薛固中学的学校读高中，我爸说那有一个同村人会照顾我，他还是那里的教导主任。我骑着家里仅有的那辆破旧自行车，开始了我高中三年的读书时光。
　　报到的第一天是父亲陪我去的，父亲可能和那个教导主任熟悉，只是碍于父亲的情面，我也就顺理成章成了薛固高中的一员。学生宿舍是用木板搭建的上下二层大通铺，住宿的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铺着自己的铺盖。同宿舍的大部分同学都来自农村，虽然大家穿着在家里人看来已是很体面的衣服，但是身上或多或少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让我们和那些家里有商品粮吃的同学相比，还是有点土气。
　　我们武功盛产小麦，为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学校食堂为学生设了个白面换饭票处，学生带来自家的白面，学校按质量等级折换成相应比例的饭票，学生只需花少量的钱买些菜票。“叮铃铃”，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彻整个校园，同学们便拿着碗筷，一窝蜂似的拥向坐落在教学楼西面几间厦子房的学生食堂。学生食堂没有餐厅，同学们自发地在几个打饭窗口排起了长龙一样的队伍。遇到漂亮的女生或插队的同学，队伍后面调皮的男生就会把洋瓷碗筷敲得当当响或吹几声刺耳的口哨。打好饭后大家就会三五成群围成一圈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边吃边聊，有说有笑。早晚饭不是玉米糁子，就是白面糊糊；午饭清一色是面条，不是稠糊糊的黏窝面，就是让人一端碗就皱眉的清汤寡水的汤面。
　　对于我们这群既要填饱肚子又要省钱，正在成长的农村孩子来说，只能把每周日从家里背来的馍和食堂饭食搭配着吃。每个周日午后，远路住校的同学们带着亲人们精心准备的一包包吃食，在天黑晚自习前陆续赶回学校。那时，我们背的馍，是家里的精细粮。家里的大人们想着娃们读书用脑，尽一切力量弄来麦面烙锅盔馍，怕拿的馍不好，同学们看不起。而往往大人们在家里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吃着黑面或粗粮。每个星期都要回去取馍，每到了星期六，忙碌着地里活的母亲，还要在晚上熬夜给我准备一周要吃的锅盔馍。大铁锅，麦草火，厨房呛得人进不去，特别是连阴雨天，麦草湿，浓烟滚滚，母亲被呛得一声接一声咳嗽着，被烟熏得睁不开眼睛，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不断流下。拿到学校的馍，夏天，没过几天就长出了长长的绿毛。心细的同学还掰碎了，晾晒一下，大部分的同学，用手拨拉掉长绿毛就吃开了。到了冬天，馍冻得坚如石块，掰也掰不开。同学们想到了校园门口西侧那口白灰窑，大伙揣着馍围着窑体，小心翼翼地把馍放在炙热的石块上面烘烤，几分钟后，冰冷坚硬的馍开始变得热气腾腾。
　　冬天对于住校的我们而言是最艰苦难熬的日子。进入数九后，天寒地冻，阳光也黯然失色了，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阴冷，冷飕飕的寒风刮得人浑身打颤。没有暖气的夜晚，宿舍如同冰窖般寒冷，下了晚自习，大家都用棉被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了平日的打闹，说话聊天声也与这季节一样，微弱无力。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下了晚自习偶尔也会偷偷跑到就近村子同学家里的暖炕上睡一宿。阿姨知道我们晚上要来睡觉，早早就把炕烧得热乎乎，大伙拥挤在那张烫屁股的土炕上，什么臭脚味、鼾声全然不顾，唯有身体的温暖是最舒服的。
　　在校期间，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特别单调，文艺活动也很少，每天几乎是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1990年末，当年《渴望》热播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教工一楼最西侧一间屋子是学校电视室，只允许老师晚上看。一到晚上《渴望》开播时，电视室里坐满了男男女女的教师。本该是上晚自习的时间，很多同学为看电视剧找各种理由请假离开教室，偷偷围在电视室的窗户外，人人都陶醉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突然有人喊老师来了，瞬间围观的人各奔东西，落荒而逃。值日巡查老师的手电光扫射到窗前时，早已空无一人，手电光渐渐远去，顷刻间大伙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窗前又围满了一群少男少女。
　　求学总是辛苦的。尤其是高三阶段，有多少学子挑灯夜战，因为这是农家子弟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特别是高三下半学期，复习题每天如雪片一样满教室飞舞，各科代表协助老师印题，偶尔还未干尽的油墨味弥漫在教室里，充斥着大家的鼻腔和呼吸道。老师如同牧羊人挥动着鞭子，驱赶着我们这群冲刺的小羊拼命地朝着最高的山头奔跑。
　　由于地理等原因，我的母校薛固高中2014年秋天停办了，她如同一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行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蓦然回首，教室里留下过我们挑灯夜读的身影，操场上存留过我们打球、跑操的气息，青砖绿瓦的食堂填饱了我们饥肠辘辘的肚皮。想到此，不由得让人难以割舍，时常怀念我们艰苦、土得掉渣的纯真日子。一曲《回到那年》再次让我回到从前，毕竟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三年艰难而充实的青春岁月。
　　我离开了薛固高级中学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时至今日，我也是年过半百，许许多多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同学们也都各奔东西，汇入了茫茫人海，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奔腾，我找不到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