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0月26日
守拙，是中国人的防身术
守拙，是我们中国人的防身术。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一切。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550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共295年，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120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6个大臣弑君篡位，52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共255年，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34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司马迁因循《春秋》，《春秋》止笔于公元前481年，3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3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国古代的史家界定时代的起始有一个惯例，以国家君主的立与废为宗，因此，司马迁把周元王继位元年（前475年）定为战国起始之年。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灿烂，但众多思想者并没有照亮并导引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我在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中有过记述：
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
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55岁到68岁，他周游列国，走了9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3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生态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34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7个，即战国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15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15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谁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十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金”。有一个人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体现。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一切。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550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共295年，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120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6个大臣弑君篡位，52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共255年，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34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司马迁因循《春秋》，《春秋》止笔于公元前481年，3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3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国古代的史家界定时代的起始有一个惯例，以国家君主的立与废为宗，因此，司马迁把周元王继位元年（前475年）定为战国起始之年。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灿烂，但众多思想者并没有照亮并导引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我在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中有过记述：
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
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55岁到68岁，他周游列国，走了9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3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生态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34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7个，即战国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15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15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谁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十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金”。有一个人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体现。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