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早年间做过短暂的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回家种地，因此，农民是父亲一辈子的职业和称谓。
　　父亲小时候虽然只读过几天书，但他天生有一股灵性，许多东西靠他反复实践和独自琢磨，也能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父亲会一点木工活，平时修理农具，制作木器家具，修缮房屋，给猪垒圈，给羊搭建羊舍，都是他自己先动手做基础活，等到快收尾或者做出来的活计不周正时，才叫来木匠二叔搭把手，最后完成。父亲能够辨识中药材，种植部分中药材，看得懂古医书和民间偏方验方，偶尔还执笔给别人开处方。父亲还是会做几样拿手好菜的厨师。在与当小队会计的四叔闲聊中，也弄清了记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秋末以至整个冬季，公社都要组织农田基建大会战，公社所在地以东各大队的会战，指挥部都设在我们大队，并且要给指挥部所有成员办大灶。父亲成了专职厨师和管理员、临时会计兼出纳。对父亲来说，干这样的差事，除了一口稍微好点的吃喝外，实际上比平时更加忙碌。会战那几年，在农村推行城里机关单位的作息制，一天吃三顿饭，白天短暂而食次太多，农民群众感觉很不方便。
　　父亲要给住在大队部的会战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做早中晚三顿饭，要给中途来会战工地检查指导工作的县上的大领导加餐，还要外出采买大肉、蔬菜、清油、调料等食材，催收按量摊派给各个生产小队的白面，自己从水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水，自己和面蒸馒头、擀面做汤，忙碌程度可想而知。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除了忙这些“本职工作”，父亲要抽出时间到工地上帮着母亲和姐姐挖土方、拉土方，因为每家的土方量都是按照人口来划分的，父亲自然也有一份。母亲曾经对我说，别看你爸不识字，浑身都是本事，你看他这一阵子还在工地上干活，下一阵子在大队的灶上都把馍馍蒸出锅了，走路就像一阵风，说有多快就有多快。
　　父亲的能耐更体现在他超人的记忆力上。每天在官灶上吃饭的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像蜂巢口乱嚷嚷的蜜蜂，父亲却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晚上回来，父亲摊开自己裁切的白纸“账本”开始记账，这是他最重要的职事。有时候因为忙得连轴转，当天没有记账，过去了三五天的人和事父亲都记在心里。为了加快记账进度，父亲点起煤油灯，由他口述，我先一笔笔列成流水账，读一遍，改正其中的错讹，再由父亲誊抄到会计专用账本上。
　　有一天，天阴阴的，吹着北风，感觉干冷干冷的，我放学后缩着脖子猫着腰，夹着衣襟一路小跑，路过大队部，看见父亲早早在路口等着我。父亲把我叫到了公社书记住的那间房，很快给我端来了用洋瓷碗扣在案板上的菜，拿来了抹上盐巴用清油炸得金黄的纯麦面馍片。父亲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一大碗大肉粉条炖豆腐、两个白面馒头炸成的馍片，嘱咐我回家记得喝点开水，然后急急忙忙把我领出门，看着我回家。多少年来，父亲“利用职务之便”给我操弄的那一顿吃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父亲看我吃饭时充满怜爱的眼神，担心别人看见说长道短的谨小慎微，都仿佛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现。
　　父亲还会种植中药材。我记得，在粮食最短缺的那几年，父亲把沟畔的面积仅有二分三厘的自留地全部种上了生地；下一年，又种植了相同面积的大黄。靠着卖药材的收入，维持了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父亲会做手工挂面，与村里其他会这门手艺的零星的几户人家相比，质量上乘、价格公道，因此，每年加工的手工挂面，都能够在村子里、周围社队、公社所在地以及县城的年集上销售出去。自带面粉盐巴求父亲加工的，一斤面粉能挣一毛钱的加工费，一架挂面的加工费可以达到两元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连续歉收或由于连阴雨使麦粒发芽的那几年，父亲年年冬季挤出喂牲口的时间，把生产队分给我们家里的有限的小麦都磨成面粉，全部用来加工成手工挂面销售、兑换，不仅换回来比原来数量还要多的麦子，还能换回一定数量的现钱置办年货。
　　父亲年轻时候在农闲季节还学会了秦腔班社里的文、武场面。一九七八年晚些时候，父亲与他少年时代的几位戏剧爱好者，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了以本县第二剧团命名的秦腔班社，经过短时间的排练，很快走州过县去演出，足迹遍及西府各县和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等县市。靠着父亲每个月十块钱的工资、母亲在大队缝纫组一天都不缺勤的女全劳动力工分，我们度过了包产到组、到户最初几年，需要穿衣吃饭养家糊口，置办农具、耕具、种子、化肥，给自家的牛、马加料，防治疾病，以及我从初中毕业到县城读高中的所有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