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从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是胡世宗先生给我寄来他出版的新书《我与浩然》，并带有一封亲笔信。胡世宗这个名字我早就熟悉，是著名军旅作家，我立即打电话向胡先生表示祝贺和感谢。胡先生很幽默地说，要感谢的应该是浩然先生，我们的友谊缘于浩然先生。
　　我告诉胡世宗先生，我原来是元宝山区教育局办公室的一个文字秘书。元宝山区是1983年赤峰市的一个新建区。新区新人多，喜欢搞文学创作的人也多，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于是区委区政府在机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便决定组建元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请著名作家浩然先生到元宝山区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讲授第一堂文学创作课。
　　浩然先生要来元宝山区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元宝山发电厂和东电一公司的文学朋友纷纷给我打电话求证此事。1985年7月22日，浩然先生真的来了。他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农民的服装，寸头剪得有棱有角，属于短平齐的那种。一双眼睛很有神，根本不像个大作家，倒像是一个农村的大队干部。
　　胡世宗先生说，浩然先生历来朴素低调，是一个正直可信赖的人。他说他是1975年3月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评论组工作时认识的浩然先生。他受组织委派，几次去浩然家里进行采访。浩然先生的创作经验丰富、思想敏捷。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浩然先生工作那么忙，还不忘扶持青年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农村青年，他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或是通过书信进行创作指导。就在浩然先生五十岁生日那天，胡世宗先生赶到他家里，与几位来自农村的作者，同浩然先生一起，在他郊区住所的窗前栽下了一排杨树苗。浩然先生动情地说，祖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生机勃勃、人才辈出。
　　我和胡世宗先生说我终生难忘浩然先生到元宝山区讲学的那一幕。课间休息时，向浩然先生请教问题的人很多，当我大着胆子走到浩然先生跟前时，浩然先生很热情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说：“浩然老师，我非常喜欢读您的小说，请您谈一下，一个作者，如何把握素材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浩然先生看看我微笑地点点头说：“好的作品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有须子和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他形象的比喻，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接着他站起来指着院子里的一栋栋房子说：“一篇文章的写作需要设计好、构思好。比如院子里这片房子，用什么砖瓦，用什么水泥，都需要好好做个选材。千万记住，作品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有了一丝灵感，不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作品。一篇好作品应该精雕细磨，要有成熟的腹稿、洗练的语言、优美的故事、娴熟的笔法才行。另外，稿子写好后不要急于送出去，最好锁在抽屉里放上几个月，冷却冷却。这样，对你的写作会有许多益处的。”
　　回忆起浩然先生在元宝山的那一幕，似乎就在昨天。那时我们元宝山区山前乡有一位农民作家叫王中文，四十多岁，正在写长篇小说《水浒别传》。浩然老师听说后，便约我和他一同去山前乡看望这位作家。王中文很熟悉我，他见我跟随浩然先生来了，当着浩然先生的面表扬我说：你在云南发表的那篇农村题材的小说写得很不错，以后要多深入农村，努力地写农民。浩然先生笑望着我，给我投来了激励鞭策的目光。我当即红着脸从兜里把笔记本拿出来，请浩然先生给题写一句话。浩然先生翻看着我的笔记本，上面有丁玲、杨沫、茹志娟、王安忆等作家给写的留言，于是便很娴熟流畅地写下了“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八个大字。
　　第二天一早，浩然老师便悄悄起床叫醒我，我俩步行去了山前乡的兴隆庄村。一路上他这走走那看看，还深入到几户农民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等回到北京时间不长，便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描写我们当地农民生活的小说。
　　那天，我和胡世宗先生电话里越唠越亲热，他还要给我邮寄书籍，并说把他写的《我怀念浩然》一文投给我们《星河》杂志。我深表感谢地说，您的大作给我送来了力量，为我们《星河》增添了色彩。他鼓励我说，浩然先生一生不忘农村，1985年，他在你们赤峰草原上的一个小镇一住就是几个月，把对农民的深厚感情都写进了作品里，作品被学者们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你也是土生土长在农村的，且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常写农民，为农民而写呢？
　　那天晚上我反复思考着浩然先生的音容笑貌，思考着胡世宗先生说给我的每一句话，一夜没有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