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音乐本来是两种艺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文学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视觉，给人以丰富的情感体验；音乐是诉诸于人的视觉与听觉的不同艺术，但它们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音乐学上将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类。从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史看，中国古代的器乐较之声乐要发达一些。从《尚书》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中简陋的石头乐器到白居易描绘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复杂精湛的琵琶演奏，中国古典民族器乐经历了一段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展过程又是与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为一种载体，将器乐的这种发展记录下来；而且文学又不单单只是记录这种发展，同时也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在民族器乐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与民族器乐相互融合的历史，琵琶无疑是一个主角。而这种交融又主要体现在琵琶与唐秦腔这种极具典型性的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上。究其原因，试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唐代燕乐盛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大唐帝国时期，由于音乐自身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及统治者的重视等原因，以歌舞大曲为主体的宫廷燕乐成为当时音乐的大宗，这在当时世界音乐领域也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的。据《通典·坐部伎》记载“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可见，琵琶是当时燕乐乐队中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的乐器，大型乐舞的歌、舞、乐均以琵琶为主奏乐器。琵琶随着燕乐而兴盛起来，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乐器，在江陵一代，更是出现了“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的程度。于是琵琶音乐在唐代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文学源于社会，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在唐代这样一个燕乐的鼎盛时代，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要将音乐作为其重要的创作素材。在文学体裁上，秦腔作为唐代文学的大宗，自然而然成为表现琵琶这一音乐艺术的最主要、最广泛、最精彩的载体。
　　（二）唐代文人自身较高的音乐素养。唐代音乐除了宫廷燕乐外，唐代的文人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音乐构成元素。唐代的许多文人除了具备高超的文学素质外，一般都还喜好音乐，或操奏乐器，或咏歌唱和。他们中自然也不乏音乐上的圣手，秦腔人王维、刘希夷等就是琵琶演奏的高手。由王维作曲并演奏的《郁轮袍》更是成为流传千古的琵琶名曲。出于对琵琶这种乐器深切的喜爱，文人们必定会在他们的秦腔作品中有所表现。文人音乐除了文人们自娱自乐外，蓄养乐妓是文人音乐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文人们清闲的生活受着家妓轻歌曼舞的耳濡目染，必然也会在他们的秦腔作品中有所发挥。因此，琵琶又自然地与唐秦腔结上了缘。
　　（三）琵琶音乐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从内容上看，传统的琵琶曲分为文曲和武曲两类。所谓琵琶文曲，一般是指旋律优美抒情，节奏轻缓，演奏上注重左手的推拉吟揉等技巧的运用，乐曲或表现内心细腻情感或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代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飞花点翠》。武曲则是乐曲情绪激烈，威武雄壮，节奏复杂多变，表现上富有戏剧性，注重右手力度较大的演奏技巧，多表现强烈的气氛和情绪，代表乐曲如《十面埋伏》《大浪淘沙》等。无论是文曲还是武曲，都能表现一定的情节或故事，都可以看出琵琶传统乐曲是具有丰富的表现性和耐人细细品味的深刻内涵这一特点。这一特点可以认为是琵琶传统乐曲所具有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