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惊悉曾任母校西北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在百岁高寿之际溘然长逝，我悲痛之余，不禁怀念起在校期间与毕业以后倾听老校长的高谈阔论的那些日子，思绪纷然，那段难忘的岁月又浮现眼前。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曾在西北大学求学。那时正值思想大解放，各种思潮扑面而来，令人目眩神迷。那时，我听说时任历史系主任、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在讲授中国思想史，于是，便在紧张的学习间隙，曾与同班的王荣同学一同去旁听过几次。那些课程让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史有了初步了解，获益匪浅，也对我的三观形成起到了导向作用。可惜后因课业紧张，我没有坚持听下去，至今遗憾不已。
　　毕业后，我在几次文化与国学活动中也看到了张岂之先生的身影。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12月19日，在陕西省孔子学会2015年年会暨“儒学价值及其当代意义”研讨会上，我聆听了时年89岁高龄、担任陕西省孔子学会首席顾问的张岂之先生的主旨发言。他提出“陕西学者已经到了‘敢为天下先’的时候”的论断，令人深受鼓舞。
　　张先生是在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和陕西学人的责任担当时说这番话的。他说：“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应当走在时代的前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与呼，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打造美好的前景！”“在过去我们总觉得自信心不足，不敢冒尖，现在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在儒学中，特别是从宋代在陕西开始的关学，就全国而言，我们现在已走在前面。”张先生说：“过去‘不敢为天下先’的陕西学者，现在已经到了‘敢为天下先’的时候。”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席话对于守正有余、创新不够的陕西学者乃至陕西人来说，振聋发聩。
　　张先生守正创新，教学之余，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开拓创新，硕果累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他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自聆听了张先生“敢为天下先”的演讲后，我从西北大学出版社找来张载的著作进行了研读，并撰写了《张载家训》《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等文章，发表在《当代陕西》上。张载家训已众所周知，不再赘言。《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一文指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
　　张岂之先生的夫人孟昭燕女士也是西大教授，她和张岂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我想他们本来可以留在母校或京城的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但他们伉俪却选择了大西北的西北大学。由于历史原因，西北大学不属于教育部直属，待遇比不上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张岂之先生与孟昭燕女士这种放弃优越条件、来西北为祖国培育人才的高风亮节和奉献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大大地点赞！
　　张岂之先生清瘦，人瘦学问却肥，精神矍铄，有汉代风骨。孟教授丰腴，犹如唐代仕女，有盛唐风韵，她给我们教授过“戏剧概论”课，一字一板，有板有眼，使我们对戏剧历史和美学有了初步了解，掌握了戏剧鉴赏的常识。同时，配合教学，孟老师还带领我们到西安易俗社观摩过几场秦腔戏。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指出，老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张岂之先生和夫人孟昭燕女士就是在我们成长求知的关键时候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引导我们走正道、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人生岔路口不迷茫。如今他们虽然先后离开我们，但他们的音容宛在，他们的品德道行和辉煌著作将与世长存、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