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母在世时，我已经记事。那时，她的小儿子——我四爷爷，在乌鲁木齐铁路系统工作，路远，一年半载回不了家，平时全靠书信跟家里联系：问问曾祖母和家里的情况，说说他们一家的生活琐事。家里爷爷识字不多，四爷爷的来信常是父亲、堂姑们读给曾祖母和爷爷听；要回信，也多是父亲、堂姑按爷爷的意思写。有时爷爷想和四爷爷商量兄弟间的事，还会找村里跟他年纪差不多、能写会算的老“秀才”代笔。
　　上小学时，语文课学了书信应用文。我学会后，就急着想试试，给四爷爷写信就成了最有意义的“首秀”。
　　本家有个堂哥，先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去新疆当兵。他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把本家年长的长辈挨个问候了一遍，长辈们都夸他懂事、尊敬长辈，是个公认的好后生。
　　我受了启发，给四爷爷写第一封信时，先问候了四爷爷、四奶奶，还有两个堂姑，再说说家里长辈的身体和其他情况，最后附上祝福。四爷爷收到信后很高兴，很快回了信，肯定了我的学习成绩，还指出我写字太拘谨，让我写得大方、洒脱些。
　　我干大（义父）的二儿子比我大两岁，他所在的部队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干大一家急得不行，天天惦记。那时我在上师范学校，专门抽时间给这位干哥写了封信，直接寄到他们部队轮换的云南麻栗坡前线。我在信里说，这辈子能赶上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保家卫国，是多难得的事，也是全家的光荣；父母亲人都惦记着他，让他多留心、保护好自己，努力为家人和国家争光。
　　说实话，写那封信时，我心情挺复杂。作为学生，浑身是年轻人的朝气和激情，既羡慕干哥能参加对越两山轮换作战，觉得自豪，又暗暗为他的安全捏把汗——毕竟是去打仗，随时可能有危险。写那封信，既是为他参战鼓劲，也想叮嘱他注意安全。两年后部队凯旋，干哥立了三等功，政府给他安排了县机械修配厂的工作。
　　上学时，我写得最多的是给妻子的信。那时我们是同学，我对她有好感，却不好意思表白，就把心情全写在日记本里给她的“信”里，有空就偷偷读。突然有一天，一个好事的同学偷看了我的日记，把信的内容散播了出去，自然也传到了她耳朵里。自此之后，她不再回避我，跟我来往渐渐多了，还帮我拆洗被褥，悄悄把省下的肉票塞给我。
　　尤其是放寒暑假，我们在两个县，来去不方便，几十天见不着面，书信交流就比较频繁。往往是我写一封，她回一封，心里总在收信的欢喜和等信的煎熬里打转。后来她去渭南教育学院进修，我在单位上班，平时更见不着，全靠书信说思念，那阵子，一个月差不多要写四五封信。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小心收着，不知不觉就攒了几十封。
　　刚参加工作时，我想提升学历，报了自学考试。那时得定期去渭南报考试科目，然后自学几个月，再去考试，之后就是焦急地等待成绩。自考办会把成绩单寄来，没及格就只有一张成绩单；及格了，会随信寄来单科合格证。所以考完试的一个多月里，每天盼着邮递员，心里既期待又紧张。
　　工作后，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文章，先在公司内部报刊上发表，后来又想往社会上的文艺期刊投稿。一开始大多石沉大海，但我没有泄气，不停地写、不停地投，后来终于在《渭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还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稿费。长此坚持，在外部报刊的上稿率也在不断提高。
　　写信寄信总离不开邮票。中国邮政跟着邮资调整，发行过不同面值的邮票。最早寄平信只需用八分钱，这一面值用的时间最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品种大概有五百多种，首轮生肖“猴票”就是八分面值，因为数量少，后来成了集邮爱好者追捧的珍品，市场上甚至炒到两三万元一枚。改革开放以后，邮资调整过几次，平信邮资先后有过两角、五角、八角、一元二角，对应的邮票面值也跟着变，这也算是中国平信发展的一个缩影。
　　有段时间我收集旧邮票，收到信就把邮票揭下来收好，还主动跟熟人要旧信封，小心取下盖过戳的邮票，不管面值、内容，有多少要多少，几年下来攒了一小册。空闲时，我就翻出来看那些邮票和上面的图案，既能长知识，也能感受邮票里的艺术味儿。
　　后来生活中用邮票越来越少，我就每年订两套当年的纪念邮票，坚持了几年，攒了不少，给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邮票因书信而生，现在人们很少写信了，邮票的使用价值也弱化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书信在过去国家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里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定会永远留在人类迈向更高文明的史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