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6月10日
《耶路撒冷》（连载30）
在20世纪80年代，在淮海市的运河南岸，正式工很重要；在20世纪80年代，在淮海市的运河南岸，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这样发生。一旦“正式”，虽然你还在南岸，其实已经是北岸的城里人了，售票员的身份就此过了河。到了21世纪，初平阳、杨杰和易长安坐在北京城南锣鼓巷的一家茶馆的屋顶上，回首父辈的往事，易长安觉得父亲这辈子唯一值得同情的事就是这一件。
“ 如此荒唐的事情竟也成了。”易长安转着手里的德国黑啤，抬头到灰蒙蒙的夜空里找星星。“他被吓着了；他们都被吓着了。才二十年，世道变化简直是个梦。如果现在谁还拿通奸这种破事来要挟，你会觉得这人是个疯子。不要脸也就罢了，你都不好意思——这事算个屁啊。 ”
杨杰说：“有几个能像你这样活得与时俱进。 ”
“ 别说我，谁也保不准自己一屁股屎。 ”
三个人在南锣鼓巷的屋顶上笑起来。伪证制造者易长安现在混得很好，“用”过的女人比他信誓旦旦要“挣回尊严”的父亲还多，但他和父亲的区别在于：他静下心来想她们时，会有一种雾气般缥缈的爱。爱很抽象，他习惯性的表述是：想到她们时，我不愿意靠前，我只心疼。至于专治水晶工艺的老板杨杰，其私生活，初平阳知之不多；不是对杨杰本人的生活知道得有限，而是对杨杰所处的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知之甚少，他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情感和性，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男人和女人。
二十年前的运河南岸不存在这样的洒脱、对话和质疑，易培卿等人乖乖地遵照指示做好了一切。他从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坐进了院门口的小屋里。在一张从小学校搬过来的旧课桌前，他要问清楚所有打算进来的陌生人所为何事，让他们出示有效证件或者签下名字。他负责把所有信件分发到身边的一个个木头小格子里。现在因为出门头不会仰得那么高，他不再扣风纪扣，这样下巴和喉结更舒服一些；皮鞋也经常忘了擦，为了走路和坐下来养脚，更多时候穿老婆做的千层底布鞋；他和街上那些倚门的女人不再高调调情，还会招呼，但主要是在沉默的状态下成就好事；他更加严重地想到老婆的过去，想到“用”，想到“尊严”，但是酒量变小了，打老婆下手越来越轻，次数也越来越少，他把对男女之事的理解从外向内转，往心里去，就像挖个坑把它埋在里面。一年后，他在文化站门口再次见到已经转正的售票员的丈夫，他从小屋里出来，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勾动四根手指让后者靠过来。当那个志得意满的大块头走近，他靠近他左耳朵，小声说：
“你老婆的叫声毫无美感，在音阶上缺少必要的过渡。 ”
这话说得相当恶毒，不是易培卿的风格。但他实在太恨那家伙，他觉得他过分了，让老婆踩着别的男人的两腿之间往上爬，还把他多年的积蓄全弄光了，然后成了看门的。职位变了，工资也跟着缩水，事后第一个月工资拿到家，易长安他妈才确信出事了。之前从家里拿钱，她还以为是要借给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周转，原来是去还风流债。两人在卧室里吵起来，易培卿如实交代还不算完，老婆觉得委屈，把她看在眼里的多年来他的花花事全抖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多得易培卿自己都吃惊，这些年原来自己挺忙啊，喝完酒打完老婆依然没闲着。他们的后半夜吵架，易培卿被记录在案的风流史，易培卿本人听进去了多少，他儿子在隔壁就听进去了多少。二十年前在隔壁的易长安听得眼冒金星，恨不得到厨房拿了菜刀替母亲报仇。他咬牙跺脚地对着墙说：
“狗日的真流氓！要不是亲爹就好了！ ”
对父亲的这个论断一直持续到21世纪，易长安成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有一天他上完课准备去看一个女孩，在离校门五十米外的岔路口，突然不知道该左拐还是右拐，因为左和右各通向一个女孩的家。他在岔路口蹲下来点上一根烟，一边抽一边骂自己：狗日的真流氓。然后想起当年对着一面墙骂隔壁的父亲。在那根烟抽完之前，他用一枚硬币帮自己决定了拐弯的方向。过两天又到岔路口，他再拿出那枚硬币时，又一次骂自己是个流氓。接着，他想，难道我们爷儿俩天生真的就很流氓吗？要是所有男人里只有我和易培卿两人流氓，那他只能是我亲爹。要么他就不算那么流氓——可是，易培卿不是流氓又是什么？他把我妈的一辈子都糟蹋了。
时间改变一切。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一切都在变。花街在往新里变，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往好日子里变，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懒得挂小灯笼，都懒得躲，她们光明正大地坐在胡大成开的美容院和洗脚房里，大冬天也穿着超短的小皮裙，男人们可以隔着玻璃在门外就开始挑选，从她们的光腿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上审美，直到你对哪一个满意。易培卿也在变，老了，彻底退休了，头发少了肚子大了。他从文化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运河文化站升格为大运河文化馆。新任站长在升格申请报告中写道：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与时俱进）的门卫小屋里走出来，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觉得太阳落在了东边。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老了，比如常常想不起来自己的下身，想起来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裤裆里轻飘飘的如同灰烬。他在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来继续负责门卫和传达室工作，因为这样文化馆里就可以省掉一部分开支。
（未完待续）
“ 如此荒唐的事情竟也成了。”易长安转着手里的德国黑啤，抬头到灰蒙蒙的夜空里找星星。“他被吓着了；他们都被吓着了。才二十年，世道变化简直是个梦。如果现在谁还拿通奸这种破事来要挟，你会觉得这人是个疯子。不要脸也就罢了，你都不好意思——这事算个屁啊。 ”
杨杰说：“有几个能像你这样活得与时俱进。 ”
“ 别说我，谁也保不准自己一屁股屎。 ”
三个人在南锣鼓巷的屋顶上笑起来。伪证制造者易长安现在混得很好，“用”过的女人比他信誓旦旦要“挣回尊严”的父亲还多，但他和父亲的区别在于：他静下心来想她们时，会有一种雾气般缥缈的爱。爱很抽象，他习惯性的表述是：想到她们时，我不愿意靠前，我只心疼。至于专治水晶工艺的老板杨杰，其私生活，初平阳知之不多；不是对杨杰本人的生活知道得有限，而是对杨杰所处的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知之甚少，他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情感和性，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男人和女人。
二十年前的运河南岸不存在这样的洒脱、对话和质疑，易培卿等人乖乖地遵照指示做好了一切。他从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坐进了院门口的小屋里。在一张从小学校搬过来的旧课桌前，他要问清楚所有打算进来的陌生人所为何事，让他们出示有效证件或者签下名字。他负责把所有信件分发到身边的一个个木头小格子里。现在因为出门头不会仰得那么高，他不再扣风纪扣，这样下巴和喉结更舒服一些；皮鞋也经常忘了擦，为了走路和坐下来养脚，更多时候穿老婆做的千层底布鞋；他和街上那些倚门的女人不再高调调情，还会招呼，但主要是在沉默的状态下成就好事；他更加严重地想到老婆的过去，想到“用”，想到“尊严”，但是酒量变小了，打老婆下手越来越轻，次数也越来越少，他把对男女之事的理解从外向内转，往心里去，就像挖个坑把它埋在里面。一年后，他在文化站门口再次见到已经转正的售票员的丈夫，他从小屋里出来，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勾动四根手指让后者靠过来。当那个志得意满的大块头走近，他靠近他左耳朵，小声说：
“你老婆的叫声毫无美感，在音阶上缺少必要的过渡。 ”
这话说得相当恶毒，不是易培卿的风格。但他实在太恨那家伙，他觉得他过分了，让老婆踩着别的男人的两腿之间往上爬，还把他多年的积蓄全弄光了，然后成了看门的。职位变了，工资也跟着缩水，事后第一个月工资拿到家，易长安他妈才确信出事了。之前从家里拿钱，她还以为是要借给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周转，原来是去还风流债。两人在卧室里吵起来，易培卿如实交代还不算完，老婆觉得委屈，把她看在眼里的多年来他的花花事全抖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多得易培卿自己都吃惊，这些年原来自己挺忙啊，喝完酒打完老婆依然没闲着。他们的后半夜吵架，易培卿被记录在案的风流史，易培卿本人听进去了多少，他儿子在隔壁就听进去了多少。二十年前在隔壁的易长安听得眼冒金星，恨不得到厨房拿了菜刀替母亲报仇。他咬牙跺脚地对着墙说：
“狗日的真流氓！要不是亲爹就好了！ ”
对父亲的这个论断一直持续到21世纪，易长安成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有一天他上完课准备去看一个女孩，在离校门五十米外的岔路口，突然不知道该左拐还是右拐，因为左和右各通向一个女孩的家。他在岔路口蹲下来点上一根烟，一边抽一边骂自己：狗日的真流氓。然后想起当年对着一面墙骂隔壁的父亲。在那根烟抽完之前，他用一枚硬币帮自己决定了拐弯的方向。过两天又到岔路口，他再拿出那枚硬币时，又一次骂自己是个流氓。接着，他想，难道我们爷儿俩天生真的就很流氓吗？要是所有男人里只有我和易培卿两人流氓，那他只能是我亲爹。要么他就不算那么流氓——可是，易培卿不是流氓又是什么？他把我妈的一辈子都糟蹋了。
时间改变一切。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一切都在变。花街在往新里变，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往好日子里变，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懒得挂小灯笼，都懒得躲，她们光明正大地坐在胡大成开的美容院和洗脚房里，大冬天也穿着超短的小皮裙，男人们可以隔着玻璃在门外就开始挑选，从她们的光腿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上审美，直到你对哪一个满意。易培卿也在变，老了，彻底退休了，头发少了肚子大了。他从文化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运河文化站升格为大运河文化馆。新任站长在升格申请报告中写道：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与时俱进）的门卫小屋里走出来，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觉得太阳落在了东边。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老了，比如常常想不起来自己的下身，想起来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裤裆里轻飘飘的如同灰烬。他在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来继续负责门卫和传达室工作，因为这样文化馆里就可以省掉一部分开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