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6月03日
《耶路撒冷》(连载27)
那时候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有钱的没钱的都走水路，上下游来的男人在船上寂寞了多日，不管身份高低，上了岸裤裆都顶起来，赶着败火。有人买就有人卖。当地的女人、讨饭来的女人、跟着船慕名来大赚一笔的外地女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花街。白天一个个小院浮在睡梦里，到晚上睁开眼，做生意的门楼上会挂一盏小灯笼，你摘下灯笼敲响门，吱呀一声侧身进去。接下来的事情需要既高雅又低俗的想象力：你想象得高雅，这事情就很高雅；你想象得低俗，它的确也低俗，你就会像易培卿一样，骂出“千人骑、万人睡”这样的话来。但是易培卿这个人也不是一味低俗，他也玩高雅，他也“骑”和“睡”。在易长安长大之后某一天当面给他两拳之前，他的“女人次”也达到了相当高的两位数，他高雅地把这种“骑”和“睡”称为“挣回尊严”。关乎尊严，兹事体大。
不管怎么说，市场经济在花街上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了；食色性也，挡是挡不住的。明朝的时候花街叫水边巷，名字很文雅，听起来像住着一群写诗的人。诗人们的确也经常来水边巷，他们在船上看遍祖国大好河山，喝了酒写了诗，抒情的欲望平息了，下半身就骚动起来。他们立志要在女人的肚皮上写出更好的诗。“水边巷”三个字，入诗不如花街简洁有表现力，往往遇到平仄的障碍，也不如花街生动响亮，易于在水面上口耳流传。清军入关以后，水边巷就没人叫了，花街成了运河沿岸声名远播的地标，连当地人都叫花街。初平阳闲来翻淮海史志，发现这一沿革。史志载：初为水边巷，后流俗习称花街，久之，以花街名；新中国伊始，以为花街之名腐朽，乃更之以解放街；然解放街之名庸平，声调沉闷，遂复初名水边巷；至20世纪 80 年代后期，花街发而展之，规模空前，欣喜之象如花，乃复更名花街。史志上有一小段评论，说：花街就花街，取其正大之义，不畏花街柳巷之淫邪猜忌，恰恰表明政府和人民胸怀的宽阔与坦荡。
长安的母亲嫁给易培卿之前，没在门楼上挂过灯笼。那时候没人敢挂灯笼，如此封建流毒一旦被揪出来，游街批斗都能把你整死。但到“文革”后期，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逐渐有女人在门口悄无声息地贴红纸条。通常是在后半夜，花街本地人都睡了，看不见，院门怯怯地响两下，如叹息，红纸条就被糨糊粘到了门楣上。上了石码头的外地人，当然也有一些本地人，只要在花街上来回走一圈，就会发现有张红纸条比别的纸条大，也更鲜亮。因为她比别人更需要钱。那个时候，贴红纸条的基本上都是苦命人，不像现在，前卫的女孩子们把它当成挑战身体的娱乐。
想必你能理解一个父亲在“文革”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度残疾的姑娘不得已的出路。她父亲腰部以下形同虚设，生活无法自理，但他的大脑和脏器功能运转良好，可以健康、清醒地依赖唯一的女儿活下去。这个家没有第三口人，他活一天，她就得伺候他一天，他是她父亲；她年轻，没有力气，缺少靠山和帮助，她的身体是她负担这个家的唯一方法。父亲仰卧在床上，每天后半夜把耳朵堵上，以免听见隔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那些猪一样的男人经常发出畜生般的号叫。这种时候他就痛恨自己当初被狗血浇了心，参加什么“东方红派”，说到底哪个方向更红跟他有屁关系？他屁颠屁颠地跟年轻人混在一起，举着旗子风风火火地冲在最前面，一顿乱棍涌向他的双腿；他只感到疼了一下，最初疼的那一下，从此双腿就消失了。现在他保存着无比健康的上半身，靠女儿的身体生活。
1975年元旦第二天，运河后半夜的冰越结越厚，易长安的外公摸黑吃下去一包大剂量的老鼠药，在床上等死。他是如何弄到的老鼠药，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在四条街都是个谜。长安的母亲不怕狼，也不怕蛇和蟑螂，怕老鼠；那个时候家里没养猫，她把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的地方都放上了老鼠药。她当然是把老鼠药化整为零地分散在家里，所以她一直想不明白父亲是如何聚了那么一大包老鼠药。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现在这样大面积覆盖我们的日常生活，老鼠药的效果很好，有的药叫“三步倒”，有的药叫“含笑半步癫”，药一下肚，老鼠都来不及想一想自己会死得多难看就死了。长安的外公吃完了就觉得肚子里有老鼠开始乱窜，老鼠越窜越多，从胃开始往上半身的各个角落奔跑，一直冲进他大脑。他想安静地死，但老鼠药实在不是一样体面的自杀工具，他不听使唤地扭动身体，想把自己从肋骨中间扒开，想让老鼠们都跑出来，让肚子里凉快一下。那夜很冷，但他很热，大汗淋漓。他的确也把自己扒光了，皮肤差点也扒下来，在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的一瞬间，突然高兴了，因为终于解脱，因为从此可以不再成为女儿的累赘，他甚至感到没有了腿脚的自己在生命之末一下子飞升起来。那种飞翔很像传说中的去天国。然后他就死了。
他不知道，他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他滚到了床下。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在掉到冰凉的地上之前，在半空里就已经死了。咕咚的落地声惊动了隔壁的女儿和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此刻也很热，他早已经把自己扒光了，正大汗淋漓；此刻他也体会到了即将飞升的快感，他在向金光灿烂、花香馥郁的天国奋力冲刺。在他张开嘴准备喊叫的时候，听到咕咚一声。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身下的女人一把将他推开，等他回过神来，她已经囫囵地穿好了棉衣。
（未完待续）
不管怎么说，市场经济在花街上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了；食色性也，挡是挡不住的。明朝的时候花街叫水边巷，名字很文雅，听起来像住着一群写诗的人。诗人们的确也经常来水边巷，他们在船上看遍祖国大好河山，喝了酒写了诗，抒情的欲望平息了，下半身就骚动起来。他们立志要在女人的肚皮上写出更好的诗。“水边巷”三个字，入诗不如花街简洁有表现力，往往遇到平仄的障碍，也不如花街生动响亮，易于在水面上口耳流传。清军入关以后，水边巷就没人叫了，花街成了运河沿岸声名远播的地标，连当地人都叫花街。初平阳闲来翻淮海史志，发现这一沿革。史志载：初为水边巷，后流俗习称花街，久之，以花街名；新中国伊始，以为花街之名腐朽，乃更之以解放街；然解放街之名庸平，声调沉闷，遂复初名水边巷；至20世纪 80 年代后期，花街发而展之，规模空前，欣喜之象如花，乃复更名花街。史志上有一小段评论，说：花街就花街，取其正大之义，不畏花街柳巷之淫邪猜忌，恰恰表明政府和人民胸怀的宽阔与坦荡。
长安的母亲嫁给易培卿之前，没在门楼上挂过灯笼。那时候没人敢挂灯笼，如此封建流毒一旦被揪出来，游街批斗都能把你整死。但到“文革”后期，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逐渐有女人在门口悄无声息地贴红纸条。通常是在后半夜，花街本地人都睡了，看不见，院门怯怯地响两下，如叹息，红纸条就被糨糊粘到了门楣上。上了石码头的外地人，当然也有一些本地人，只要在花街上来回走一圈，就会发现有张红纸条比别的纸条大，也更鲜亮。因为她比别人更需要钱。那个时候，贴红纸条的基本上都是苦命人，不像现在，前卫的女孩子们把它当成挑战身体的娱乐。
想必你能理解一个父亲在“文革”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度残疾的姑娘不得已的出路。她父亲腰部以下形同虚设，生活无法自理，但他的大脑和脏器功能运转良好，可以健康、清醒地依赖唯一的女儿活下去。这个家没有第三口人，他活一天，她就得伺候他一天，他是她父亲；她年轻，没有力气，缺少靠山和帮助，她的身体是她负担这个家的唯一方法。父亲仰卧在床上，每天后半夜把耳朵堵上，以免听见隔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那些猪一样的男人经常发出畜生般的号叫。这种时候他就痛恨自己当初被狗血浇了心，参加什么“东方红派”，说到底哪个方向更红跟他有屁关系？他屁颠屁颠地跟年轻人混在一起，举着旗子风风火火地冲在最前面，一顿乱棍涌向他的双腿；他只感到疼了一下，最初疼的那一下，从此双腿就消失了。现在他保存着无比健康的上半身，靠女儿的身体生活。
1975年元旦第二天，运河后半夜的冰越结越厚，易长安的外公摸黑吃下去一包大剂量的老鼠药，在床上等死。他是如何弄到的老鼠药，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在四条街都是个谜。长安的母亲不怕狼，也不怕蛇和蟑螂，怕老鼠；那个时候家里没养猫，她把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的地方都放上了老鼠药。她当然是把老鼠药化整为零地分散在家里，所以她一直想不明白父亲是如何聚了那么一大包老鼠药。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现在这样大面积覆盖我们的日常生活，老鼠药的效果很好，有的药叫“三步倒”，有的药叫“含笑半步癫”，药一下肚，老鼠都来不及想一想自己会死得多难看就死了。长安的外公吃完了就觉得肚子里有老鼠开始乱窜，老鼠越窜越多，从胃开始往上半身的各个角落奔跑，一直冲进他大脑。他想安静地死，但老鼠药实在不是一样体面的自杀工具，他不听使唤地扭动身体，想把自己从肋骨中间扒开，想让老鼠们都跑出来，让肚子里凉快一下。那夜很冷，但他很热，大汗淋漓。他的确也把自己扒光了，皮肤差点也扒下来，在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的一瞬间，突然高兴了，因为终于解脱，因为从此可以不再成为女儿的累赘，他甚至感到没有了腿脚的自己在生命之末一下子飞升起来。那种飞翔很像传说中的去天国。然后他就死了。
他不知道，他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他滚到了床下。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在掉到冰凉的地上之前，在半空里就已经死了。咕咚的落地声惊动了隔壁的女儿和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此刻也很热，他早已经把自己扒光了，正大汗淋漓；此刻他也体会到了即将飞升的快感，他在向金光灿烂、花香馥郁的天国奋力冲刺。在他张开嘴准备喊叫的时候，听到咕咚一声。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身下的女人一把将他推开，等他回过神来，她已经囫囵地穿好了棉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