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因脑溢血突然离开，于我而言，不仅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而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漫长潮湿。暴雨再大，总有过去的时候。而对母亲的思念，是那种没完没了、闷闷的、不肯干透的潮，是回南天的墙壁，是梅雨季后墙角那一点点青苔，晒不干、铲不尽，明年还长。
　　母亲刚走的那些日子，我夜夜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灯一关，脑子就活跃了，全是母亲的影子，或是她在厨房切菜，或在阳台上晒被，或者是反复回味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点点滴滴。有时候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着了母亲就来了。梦里的母亲从来不说话，只是忙。我喊她，她听不见。我追上去，母亲就不见了。醒来枕头湿一大片，我就躺着，盯着天花板，想着我给母亲许下的那些个再也无法兑现的诺言：“等忙过这阵子，我就带你去看海”“等儿子上高中住校了，我就有大把时间陪你了”。我总有那么多坚挺的理由，让母亲等着我有条件了再来尽孝，哪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疼痛，有一天也会落到我头上。
　　离开母亲最初那一两年里，我憔悴得像一株枯萎飘摇的野草，随时都可能被连根拔起。有过来人开导我说，等熬过了三周年就好了。时间这东西还真管用，不是它把母亲带走了，是它把我磨钝了。我一遍遍说服自己：日子还得继续，就像母亲以前经常说的那样：“人活在世上，就得把该接的，都接住。”一年一年过去，慢慢地，我已经可以平心静气地开口提母亲，能在饭桌上跟儿子讲母亲从前的事，甚至讲她如何把糖当盐搁进菜里，讲母亲闹出的那些哭笑不得的笑话。儿子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笑着笑着，喉咙就紧了，赶紧低头扒两口饭。
　　前不久又病了。连着十来天睡不着，好不容易闭上眼就又开始做梦，早上起来比没睡还累。周末去看了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医。老先生须发皆白，伸出三指搭在我的腕上，闭目良久，说阴虚火旺，神魂不交，开了七剂药。回到家，我煎了那碗药。药香弥漫开来，苦，凉，混着泥土和根茎的气息。我端起碗，凑到唇边，却忽然迟疑了。
　　这些年，我渐渐明白，母亲并没有真正离去。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的每一个角落里。她在我走路的姿势里、在我炒出的菜香里、在我节俭的习惯里、在我望向儿子的温柔眼神里。母亲小时候家里穷，姐妹多，没进几天学堂就回家挣工分了。她认字不多，可一辈子都在学。四十多岁那年，母亲为了学习裁缝，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来回跑几里土路到镇上去学习，二十天的培训班一天也没落下过。晚上回来，扒拉两口剩饭，就趴在桌上拿个小本本画图样，画领口怎么挖、袖窿怎么裁。有一回我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铅笔，本子上歪歪扭扭画满了线。母亲的手那么糙，握笔的样子却认真得像个小学生。就是这股子劲，跟了我一辈子。我后来读书、工作、遇到难处想撂挑子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那个画面——昏黄的灯底下，母亲伏在桌上，铅笔头在纸上沙沙地走。她从来没跟我讲过什么大道理，可那根铅笔塞进了我的命里，成了母亲种在我身上的密码。
　　终于懂得，所谓生死，不过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光阴。母亲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不必苦苦思念，也不用刻意忘却。在漫长的星河下，母亲和我正以一种不必言说的方式，紧密相连，两不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