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安 摄

　　站在旬阳市宋家岭观景台远眺，旬河自北而来，在此处拐出一道大弯，盘成一个S形，恰好将老城围了大半。汉江从西边奔来，横亘在城南，两江就在此交汇。有人指着河湾里的民居笑道：“你看，那活脱脱就是一幅太极图啊！”仔细看去，确实像极了。
　　城中人世世代代在此定居，不过是因为先民寻到了这块能安身立命的水土，依山傍水而居，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不知不觉间，反倒成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观。
　　我顺着坡道往下走，往老城而去。老城的街道极窄，街道两旁都是老房子，木门青砖墙，好些屋檐下还挂着红灯笼。一位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头也没抬。一只猫从房顶上跃下来，落得无声无息。
　　这个地方叫垭子口，俗称“金线吊葫芦” —— 四面环水，地形形似葫芦，只有一条窄路连通外界。早年先民选在这里定居，大概是看中了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势，水就是天然的城墙。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那年，朝廷就在此设关，名为旬关，大概就在秦楚交界的位置，设关既是为了戍防守御，也是为了征收税赋。
　　古书记载，最早的县治设在汉江北岸，名叫洵口，位置大概就在如今老城的对面。后来县治数次搬迁——南北朝年间战乱不休，县衙今天设在这里，明天迁去那里；唐朝时甚至一度分设成三个县，过了些年又重新合并。
　　我走在这条窄街上，想着这些过往的事。一个县的治所搬来搬去，像一叶扁舟在水上漂浮不定。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百姓种地、打鱼、生养子嗣，扎根于此。
　　县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旬河还是那条旬河，汉江还是那条汉江。北周的时候，开始有人在这里垒石筑城。明朝洪武三年，也就是六百多年前，重新设县后，县治就固定在了这里，再也没有变动过。
　　我走到老城的北门，城门至今还保留着。拱形的门洞里面黑黢黢的，穿过去，脚下就是被行人踩得油光水滑的石板路。这道门，大概从明清时期就立在这里了。
　　出了东门，沿着汉江往下游走，蜀河是旬阳下辖的镇子，坐落在汉江边上。古镇里保留着两座老建筑，一座叫黄州馆，一座叫杨泗庙。黄州馆是当年湖北黄州的商人集资修建的，杨泗庙是船帮供奉水神杨泗将军的庙宇。
　　我站在杨泗庙门口，往汉江上望去。如今的江面安安静静，只有一艘小渔船飘在水面，可当年并不是这般模样。当年的汉江，来往船只穿梭，千帆竞发，船工的号子声能传出好几里地。陕西出产的桐油、生漆从这里装船，运往武汉；下游的盐、布匹、糖，则逆江运上来。
　　当年那些商人、船工、脚夫，都曾在这条街上走过。他们在黄州馆里喝茶、谈生意、听戏，在杨泗庙里烧香、许愿、祈求平安。
　　可我总觉得，只要这些房子还在，就还有念想在。那些木柱、青砖墙、石阶、戏台，都亲眼见过当年的热闹繁华。它们沉默不语。
　　我离开蜀河，继续向南走。旬阳的最南边，有一个镇叫红军镇，这个名字十分特别。
　　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这里，留下了一批伤员和干部。他们在这一带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来，一位名叫高中宽的红军指导员在这里牺牲，当地百姓悄悄将他安葬，常年偷偷祭拜。再后来，这个地方就叫成了红军镇。
　　我站在红军纪念馆前，看着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个个都正值青春，不过二十出头。他们衣衫破旧，可眼睛里亮着光。
　　他们从江西、湖北一路征战过来，走过了千山万水。有一些人，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名字，很多人已经记不清了，可这个镇子的名字，替他们永远铭记着。
　　从红军镇返回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又回到了宋家岭，这次没有上观景台，只在半山腰站了一会儿。老城岸边的灯亮了，星星点点顺着河湾排开。夜色里，旬河与汉江隐去了身形。
　　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岁月。旬阳这块地方，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已经在这里狩猎捕鱼、烧制陶器。
　　他们来了，又走了。有些人留了下来，最终埋骨于此，他们的子孙后代，依旧在这里居住。城郭几番迁徙，人却从来没有走远，就在这几川河水、几座山峦之间，代代生息，绵延不绝。
　　秦朝的关隘，汉代的县治，北周的城垣，明朝的城墙，清朝的码头，红军的来路——一层又一层，叠在这片土地上，就像河边层层累积的沉积岩。
　　我往住的地方走回去，明天，这座城依旧会在这里；哪怕再过一万年，它依然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