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当我踏上故乡的热土，去参加中国作协在礼泉举行的“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心里的幸福劲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阎纲兄和我有 70 年的交情。阎纲说我俩是“五同”：陕西同乡，兰大同学，作协同事，五七干校“同案犯”，旅京同乡会资深同伴。“风风雨雨，从来没红过脸，文坛少有啊！”我也曾提议俩人葬在一起，阎兄调侃说我的“幸福”还远远没有到期，不上我的当。但阎兄说他已给儿子留话：“到了那一天，不建墓，不留骨灰。周明监工建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八宝山，书柜里存放的著作，就是作家的骨灰盒！”
　　这次座谈会，阎纲兄在发言中的一段话我很感动：“我通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骛，没有工夫叹息，死神便不来敲门了！”座谈会上，还放了“人民艺术家”王蒙的祝贺视频，王蒙说：“阎纲是我知道的、我所认识的，现在还不断写文章的老的评论家，不是之一，就剩这一个了。”王蒙祝福阎纲兄：“身体健康，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等着看你的新作！”
　　没想到，王蒙的祝福成了现实。阎纲兄又将出版《礼泉作家论》《我在场》和《三人谈艺录》3本书。
　　我细读了《三人谈艺录》，觉得这是一本掏心窝子的文学沙龙式的探讨。这本书特别的意义在于，它是县域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于一般作者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最后，我要感谢杨生博和王满院，是你们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阎纲先生回礼泉后的文艺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县域文化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阎纲兄的人生，是文学神圣的庄严写照！
　　杨生博和王满院的努力，是文学圣火薪火相传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