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过许多关于吃食、草木、故人旧事的文章，笔调总是淡的，淡里又含着暖。可你若把他的文字细细地翻一遍，会发现“肺病”这个词出现得比想象中频繁。他的生母、继母，他笔下敬爱的老师高北溟的女儿，他小说里西南联大的年轻助教，乃至他的爱人施松卿，都与这种病纠缠过。
　　他说生母：“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因为怕传染，母亲被移到了“小房”里，不让人抱他去看。他能记住的，只是父亲用煤油箱自制的炉子，有两个火口，同时熬着粥和参汤；还有一次随船去淮城就医，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他的爱人施松卿，早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与杨振宁同班，后来因为肺结核，先是转去生物系，又休学到香港养病，香港沦陷后回昆明，改读外文系才毕了业。
　　汪曾祺写这些的时候，语气始终是平和的。他不渲染痛苦，不刻意煽情，只是把这些事记下来——煤油箱改的炉子，拜堂时压住咳嗽的杏仁露，船舱里悬挂的大头菜气味，花台上伶仃的海棠，中医丈夫无力的叹息，还有那一碗喝不上的鸡汤。可正是这种平淡，让人读来心里发紧。
　　在链霉素没有应用到临床之前，肺结核几乎是笼罩在所有家庭上方的阴影。那时人们管它叫“痨病”，也管它叫“白色瘟疫”。
　　汪曾祺的父亲对待生母的病，用的方法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隔离、调养、求医。把病人移到单独的房间——他文中的“小房”便是此意。用煤油箱做炉子，熬粥、熬参汤、熬燕窝，这是试图通过营养来增强病人的抵抗力。雇船去淮城就医，说明那时本地已经治不了，要去更大的地方。至于拜堂时用进口的杏仁露压住咳嗽，则是一种对症的权宜之计——杏仁露有镇咳作用，但治不了根本。至于汪曾祺小说《徒》中，汪厚基为高雪所做的，则代表了中医在当时的努力，培补正气、扶正祛邪，试图用一炉慢火，熬过病魔的侵袭。而蔡德惠的故事，则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在那个年代，肺病不单是细菌感染，更是营养不良的并发症、贫困的并发症。
　　那个年代，人们对结核病的认识已经比古代进步了许多。1882年，德国科学家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人类第一次真正弄清了这种病的元凶。但在治疗上，仍然没有特效药。当时能做的，主要是“疗养”：充足的营养、新鲜的空气、充分的休息。欧洲的疗养院曾经盛行一时，病人躺在露台上晒太阳、呼吸山间的空气，靠自身的免疫力与细菌慢慢耗着。这是一种漫长的、被动的、胜负难料的消耗战。
　　汪曾祺的母亲没有打赢这场仗。
　　继母也没有。
　　他笔下那个娴静的高雪，同样没有。
　　那个沉静自律的年轻助教蔡德惠，也没有。
　　转机出现在 1944年——链霉素问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此后，异烟肼、利福平等药物陆续出现，肺结核从“不治之症”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施松卿患病的时间，恰恰就在这个节点之前。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因肺结核休学，去香港养病——那还是靠“养”的旧时代。她算是幸运的，病情控制住了，活了下来，后来嫁给了汪曾祺，相伴50余年。
　　汪曾祺在《我的母亲》里写的都是亲人，通篇没有一个“疼”字，没有一句哭诉，可你读到他记得大头菜的气味时，你会知道，一个3岁就失去母亲的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母亲留在生命里的。他记不住母亲的脸，但记住了父亲为母亲做的一切，记住了船舱里悬挂的食物的气味，记住了花台上伶仃而红的海棠— —— 那是他童年里与母亲最接近的时刻。而他笔下高雪和蔡德惠的故事，又让我们看到，即便在亲人之外，他对那个时代被肺病所苦的人们，也怀着深切的悲悯。
　　人间的病痛，有时候是以这种安静的方式被记住的。
　　如今，肺结核早已不再是不治之症。现代医学有成熟的标准化治疗方案，初次治疗的病人，坚持服药6到8个月，绝大多数都能痊愈。而且，我国对肺结核实行免费检查和治疗。曾经拖垮一个家庭的“白色瘟疫”，在今天已经被纳入了公共卫生体系，成了可防可控的普通传染病。鸡汤、高蛋白，也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寻常人家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物。
　　读汪曾祺写生母、继母、高雪、蔡德惠和爱人的这些文字，再想想如今医疗的进步，不免生出许多感慨。煤油箱改的炉子、进口的杏仁露、去淮城的船、花台上伶仃的海棠、中医丈夫无力的叹息、那一碗喝不上的鸡汤——这些细节像是一帧帧旧照片，记录着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一个又一个家庭面对疾病时的挣扎与无奈。而这一切，都因为一种药、一套制度、一个时代的进步，成了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