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寒暑假，我与表妹总会去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外婆住在很高的山上，路很难走。先要过一座晃晃悠悠的吊桥，桥下流水潺潺，再顺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拐过好几个弯，才能望见立在阳坡上的那栋土房子。屋子最里头是伙房，也是一家人吃饭、说话的地方。每次我们去，外婆总要取下熏得最透、保存最好的腊猪脚，架在火上慢慢煨。咕嘟咕嘟的声响里，满屋都是醇厚的肉香。
　　后来土房子日渐破损，成了危房。舅舅在不远处盖起一座石头平房，格局相仿：三间小卧房，最里间仍是伙房。虽离老屋远了，却是个安稳的新家。门前有一片平整的院坝，我洗澡用的大红盆常放在那儿。遇上晴天，外婆一早就接满一盆水，让太阳晒上一整天。下午我玩得浑身汗湿，坐进盆里，水温柔地包裹着我，暖融融的，像一池专属的温泉。
　　新房没有厕所，解手得去猪圈。猪圈是阁楼式的，里面养着几头猪。我总怕它们突然拱破围栏，外婆每次都守在外面，声音稳稳的：“怕啥，结实得很。”她还会替我拉着圈门，我隔几秒就要朝外喊一声：“外婆，你还在不在门口啊？”门外总传来她即刻的回应：“在啊在啊，莫怕。”后来舅舅在屋后空地盖了一间简陋的厕所，虽然气味仍重，但至少不必与猪为邻。夜里我去，外婆依旧会打着手电陪我，静静地站在门外那片黑暗中——她知道我胆小。
　　过了几年，舅舅要成家了。爸爸和姨父扛来一大卷鲜艳的彩条布，把石头房的内墙整个遮盖起来——只为舅妈来“看人户”时，屋子能显得亮堂些。舅舅婚后，在绕溪河边修了楼房，想接外婆同住，她却执意不去。许是一个人住惯了，也舍不得山上那几块地，和经营了一辈子的家业。
　　再后来，外婆年岁渐高，表弟在安康城里上学，舅舅便接她进城，既便于照顾，也能帮忙接送孩子。我们都担心她住不惯，没想到她适应得很快，还在小区里交上了几个老姐妹，脸上常带着笑。
　　上大学后，每次路过安康，我都到舅舅家看她。她会细细问我：学校生活习惯不？吃得好不好？钱够不够用？临走时，她总要送我到路口，一遍遍叮嘱：“坐1路、7路都能到城东。”我挥挥手：“我晓得，外婆你莫送了，我晓得咋坐车，你快回去。”说完便大步往前走。外婆脚步慢，渐渐跟不上。每次回头，都看见她还在身后，一步一步，努力跟着，直到我上了车，车开出很远，在后视镜里缩成一个小点，她才慢慢转身回去。
　　疫情最汹汹的时候，外婆不幸感染，发展成白肺，没能撑过去，静静地走了。爸妈起初瞒着我，第二天才打来电话。尽管早有预感，知道情况凶险，可听到消息那一刻，耳边仍是“嗡”的一声巨响。那个和蔼的、事事为儿孙着想的外婆，再也见不到了。我甚至没能回去送她最后一程。
　　那段日子一闭上眼，从前的光景便纷至沓来：老屋木柜子里装着的花生和芝麻糖，我一到，她就急急打开让我吃；我躺在凉席上看电视，她把饭菜端到床边，怕我错过一集动画片；还有那个始终立在路口，目送我一次次离开的、逐渐佝偻的身影……
　　如今，我也常常恍惚。夕阳西下，暮色降临时，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站在路口的身影。她还在那儿，静静地望着我离开的方向，好像从未离去。这一切，连同那份绵长无声的守望，都已沉入静谧的时光里，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