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年十月二日乘高铁从西安进京，专程参加友人女儿出嫁婚仪。这是我辛丑年冬参加全国第十次作代会四年之后的再度入京。接友帖请后，用洒金四尺整张的大红宣写了“鸾凤和鸣”贺幅，携带进京面呈。没承想婚仪当日，因习练书法被抓差做了礼房的记账。婚仪现场的精彩，因账房设在场外未能目睹亲见。赶清点结
　　算完账务已是开宴。
　　这是我二〇二五年参加的第四场婚礼，有感：针对眼下不少不婚不育青年，颇多感慨，天条人伦不可言谈。我虽非守旧的传统卫道士，却也惊诧今天咋会这样。细思忖，还是感觉我们的教育本末互换，尽管原因层叠，主因此也。联想毒教材和既往一些经典诗文被踢出课本，以及美国的“去雄计划”，不由得生发忧天之虑。如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言，这些年我们培养了一批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社会责任和人之为人的概念，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只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想想困难时期五六个孩子的拖家带口，从马尔萨斯到马寅初，探究的是物资与人口相匹配的运算；从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到如今三胎放开，都是结合实际的政策。民为国本。人口自然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地广人稀的金山银山其实也是荒野。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二日来四日去，往返两三千里，且两天在动车上，故而此行未如以往携带笔记本电脑，知道没有多少独处的时间。在京空当只三号下午数小时。上午婚宴后，即约四五位在京故交在团结湖一餐厅聚叙。那是相隔数年后的再见，叙聊甚欢。赶着曲终人散返回昌平驻地，已是子夜。
　　二日在动车上，与老友周春林同车，聊到了生活中某些周边的不堪，感慨唏嘘作罢。在车上读完钱穆先生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代篇，整明白其“重文轻武”的理念，经济虽强，却忽略国防致最终国亡；任王安石变法却难有大作为的根脉。
　　此次京行，正值国庆长假，有友人出行难以谋面，故而来去匆匆，有欢喜有缺憾。人生常态而已。